钱端升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筹委会

1952年8月23日，“北京政法学院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在教育部成立，委员会由于振鹏、刘昂、朱婴、严景耀、陈传纲、夏吉生、程筱鹤、费青、钱端升、戴铮、韩幽桐11人组成，钱端升任主任委员，韩幽桐任副主任委员。^[7]他们分别来自教育部、司法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单位。

即将设立的北京政法学院，究竟承担着怎样的使命？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后来的成立典礼上讲道，这所大学的宗旨是为政权建设工作，培养大量具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马列主义国家与法律基本理论知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干部。^[8]筹建之前中央已经预测到，　“筹备组将会面临巨大困难，因为政法旧的东西已然废除，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的‘政法学院’，是一项新的创举，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只能依靠大家创造性地研究和完成。”^[9]任务相当艰巨，时间又十分仓促，由谁来肩负这一重任呢？当时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几所大学法学院或法律系、政治系执掌人有钱端升、费青、陈岱孙、曾炳钧、严景耀等人，中央有关部门经慎重考察，最后把目光集中在钱端升的身上。

新生的北京政法学院基本以北京大学法学院为班底建立，钱端升以法学院院长的资历出任政法学院筹委会主任委员顺理成章。另外，钱端升当时在政法学界的威望、年资，无人出其右。钱端升生于1900年，52年刚刚50出头，也可谓在黄金年龄出任一校之长，而且他在民国时期，就翻译、独著、合著了《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英国史》《比较宪法》《苏联宪法》等十余部作品，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还善于讲演，热心参与政治，出任过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等职，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当然，中央将钱端升作为院长首选，最重要的考量，还包括他对于新政权积极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前夕，钱端升“作为一个渴望现代化的中国人，衷心地赞赏新秩序的缔造者”。^[10] 他以极高的政治热情投入到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希望为这个新兴的国家贡献自己的智慧。1949年5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学院院长后，钱端升根据中央及校方的指示，组织了北大法学院的课程改革，在动员老教授们的同时，也说服自己接纳新的教育模式。此外，他还广泛地参与社会活动，1949年6月，钱端升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应邀参加新政协筹备会。9月21日，钱端升又作为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来自不同界别的人士共商国是。10月1日，作为嘉宾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1950年至1952年，他先后被推为北京大学工会主席、北京市教育工会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等，时任司法部部长史良也曾有意招揽他为副部长。因而，无论是学术造诣、组织才能，还是社会影响力以及政治表现，钱端升都应该是北京政法学院筹委会主任委员的最佳人选。

对于新的使命，钱端升又持怎样的态度呢？事实上，他本人迟至筹委会成立的前5天才获悉即将主政北京政法学院的消息。1952年8月18日，“下午四校政法教授座谈司法改革。欧阳云将成立政法院或由我任院长，甚以为难事。”对于出任主任委员一事，钱端升有些犯难，屡屡推托。此后两天，他连续到教育部与时任副部长钱俊瑞、时任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勃川分别谈心，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心意，希望组织上考虑其他人选。^[11] 1957年，当钱端升再次回忆这段经历时，也谈到“学校于1952年8月20日开始筹备，领导上要我负责筹备，我当时在北大政治经济系任教，不愿离开。所以在开始的两三天内，情绪曾有所波动”。^[12](www.xing528.com)

钱端升为何对出任北京政法学院筹委会主任委员一职顾虑重重呢？笔者揣测，可能与他个人的教育思想和阅历有关。钱端升早年从哈佛大学回国任教，曾参与清华校务改革，主张清华应由专科性学校改为综合性大学，并提出“士愈多，则世愈盛，而国愈治；反是，则世愈衰，而国愈乱” 的观点，他主张士人教育“非谓职业教育之不足道也，余不过持士人教育之尤为重要耳！”^[13]1950年5月，在民盟举行的高等教育问题座谈会上，他也认为“专科学校培养的学生是学什么，出来就要做什么”，“大学的教育，则是学生能在较广的专门范围内、较高的理论基础上去掌握一部分的知识，他们既可以搞研究工作，也可以搞实际工作”。^[14]因而，在钱端升看来，专科类教育不如大学视野开阔。另外，钱端升再三推托，想必也有年龄上的顾虑。此时他已年过半百，社会兼职颇多，常因四处奔波而体力不支病倒住院，因而不愿开基创业，乐于守成，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在时代的潮流面前，个人意愿终究抵不过组织决定。据钱端升长子钱大都回忆，钱端升几番推辞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与其谈话，总理尊称钱端升为“端公”，希望他在国家亟须人才之际，能够牺牲小我，服从大局，尽快担负起这一重任。总理的谦逊、诚恳深深地打动了他，听罢总理的一番话，钱端升欣然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