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伦理：探索非道德性的特点

法律职业规范是由最高的法官职业道德推演而来，其核心在于规范和引导法律人的职业实践，确保司法正义的实现。然而，随着职业实践的演化，职业伦理逐渐与个人道德评价和大众道德评价脱离，甚至成为一种与道德毫无关系的“技术性指引规则”。在职业活动中，律师只需要对他的委托人负责，为了保障委托人利益最大化同时，即便放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追求，他也不会受到大众道德的诘问与指责；法官也只需对法律条文负责，法官即使指导律师、委托人可能企图通过法律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只要法律适用正确，他也可充耳不闻。

职业伦理向“非道德性”的转变，主要缘于对抗式诉讼模式下个人权利至上观念的不断扩张。如今，尽管可以在世界各国的职业道德规范的本文中见到“遵循正义”　“为公共利益服务”等表述，但现实却是，职业道德已逐渐被“忠诚委托人”　“为了职业群体利益”等职业伦理观念所取代。在此伦理观念的指导下，律师在面临其职业行为与大众道德存在冲突时，往往会受到三个原则的影响：①职业伦理至上原理。律师为委托人辩护时，律师主要的职业定位是为委托人争取利益，而不是向大众利益负责。律师考虑到日后的职业发展与律师整体性的利益，则会将律师群体利益凌驾于大众利益之上。②对公众与法律的无道德责任原则。基于“律师—委托人”身份伦理，律师不需要向大众负责。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下，律师职业的功能与定位是胜诉，实现客户的“诉请”，故律师不需说服大众“为什么要为犯罪嫌疑人辩护”。③“法律技术员”原则。鉴于律师在诉讼中的特殊地位，其从委托人处所获得信息应当受到司法保护，即便是法官，也没有权利让律师披露这些信息。此种伦理观也反映到其他职业上，例如，牧师应聆听信徒的心声，并替其保守秘密；医生应救死扶伤，并将病人的难言之隐隐瞒下去。它时刻提醒着律师：“忠诚的不是法律，而是对客户利益的追逐。”^[20]

相似的，法官的职业道德也经由对抗式诉讼模式指引表现为“非道德性”。^[21]起初立法者制定法官职业规范，并尽可能地将职业规范限定为客观的、具有可操行性的内容，目的就是避免法官的职业道德与大众道德相互混淆，避免法官在犯罪认定上的专横与恣意，最大限度地实现“形式正义与形式理性”的宗旨，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在此“形式理念”的指引下，法官既要内心保持客观中立，行动上还需“不偏不倚”地对待案件当事人。于是，在很多看似正常的社交场合中，都难以见到法官身影，因为法官为了避免当事人对他不必要的猜忌与怀疑，都会主动地不去参与。^[22]为了彰显司法公正，基于诉讼的两造，法官所有的司法行为都应同时面向双方当事人。如有一方未在场，案件就不宜继续审理，更不要说法官能独立地向乙方当事人解释法律。(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道德虽然一直是职业伦理关注的命题，但随着职业实践的发展，职业伦理已经表现为“非道德性”立场。如此一来，道德已经不再是法律人一定拥有的德性与品质，它更像是职业技能与司法技术的组成部分。^[23]法律也成为一种工具，法律与法官则成为掌握法律工具的司法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