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认为通识课教育源自古希腊的自由教育，其实，我国古代的教育也具有通识课教育的内涵。[3]其目的在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合格公民。通识教育的“通”包含着融会贯通的理念，意味着通识课学习应该消除专业、学科之间的隔阂；“识”的内涵主要是指认知，体现为学生能把在通识课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的技能，应用于另外的情境当中。[4]英国教育家纽曼认为大学应该对学生实施博雅教育，学习知识不是心智训练的真正目的，“作用于知识的思想或者理性”才是博雅教育的恰当目的。[5]就应急法的上述特征而言，通识教育模式比专业教育更有优势，更能实现应急法治教育的目标。
首先，课程方式更灵活，内容涵盖量大。通识课可以采用主题式教学，以事先设定的议题为核心，通过跨法律部门，甚至跨学科的角度来分析、解决问题，教师起到主持、指导和深化的作用，能打破传统的学科限制，引导学生联系不同课程知识以问题为中心扩展思维。目前，我国还没有应急法的国家教材，而疫情的防控将进入常态化，亟须普及应急法治方面的教育。大学的通识课教育已经转变为一种融通教育，成为综合素养和能力教育。[6]教师整合不同法律规范，用通识化的语言向非法学专业的学生讲授法律知识，传递法治意识，以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法治素养为目标，不偏重于具体知识的识记，可以不需要教材。
其次，学习方式更立体化，学生的主体性突出。教师充分利用网络，在班级QQ群或微信里发布任务，包括阅读材料和问题，促使学生主动研究。学生可以综合利用慕课等学习平台和网络、媒体去搜集资料，形成自己的认知和理解。教师利用互联网线上集中讲授并与学生对问题进行研讨。线下，师生通过班级群随时进行讨论和信息的交流。在教师引导下，学生从自主探索到探究式讨论，再到互动交流，提升了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性。这样既能打破时空的局限性，突破单一课堂教学的时间限制，又有利于学生不断追问，强化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www.xing528.com)
最后，思政教育效果更好，学生的法治素养得到提升。通识课面向全校学生选修，可以容纳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学生，一个班的学生有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在讨论中有较激烈的观点碰撞，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锻炼其批判性思维能力。应急法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每一个社会主体都需要在突发事件中积极履行义务，不滥用权利。全社会高度凝聚、共同应对是战胜一切风险和危机的法宝。通识教育以塑造具有公共精神的现代公民为目标，学生通过多种媒介获取不同视角的信息，对危机中的个人行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和评价。既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又在多次的讨论、辩论中培养了学生的逻辑和自省能力，促进学生对社会公共利益、平等、秩序、责任和自我的理性认识。具有“理性认知”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是维系社会心理稳定，抵抗灾难风险的关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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