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简述

从1905年丰泰照相馆拍摄的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开始到现在，中国电影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历史。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按照地域范围来划分，主要分为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大块；按照艺术发展历程来划分，大约可以分为四个时期。^[4]

1.中国内地电影艺术发展概述

（1）中国电影艺术的拓荒期（1905～1930年）。

1905年到1930年是中国电影艺术的拓荒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电影前辈将诞生在西方的电影艺术移植到中国，并使民族电影初步形成的历史时期。1913年，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开创了中国电影创作者独立拍摄短故事片的先河，特别是1923年明星公司的郑正秋和张石川拍摄的《孤儿救祖记》，以丰厚的票房收入使中国电影在本土具有了立足的可能性，引起了人们对民族电影的关注。在此后相继成立的为数不少的民族电影企业中，主要有联华、天一、长城、神州、民新、南国等电影公司。由于这些影片公司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的不同，其中“联华”被称为新派；“明星”、“天一”被称为旧派。^[5]这些电影公司拍摄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影片为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开拓作用。例如，联华影业公司摄制、孙瑜导演的《故都春梦》（1930年）、《野草闲花》（1929年）、《野玫瑰》（1931年）等影片，明星制片公司摄制、郑正秋编剧和张石川导演的《掷果缘》（又名《劳工之爱情》，1922年）、《玉梨魂》（1924年）、《最后之良心》（1925年）、《盲孤女》（1925年）等影片，在思想内容上都体现了坚持社会地位平等，主张个人婚姻自由，遵守传统伦理道德等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特点，其艺术手法上主要吸取传统小说和戏曲等叙事文学的手法，有的影片注意模仿外国电影的拍摄手法，但是总的艺术特点是注重故事叙事的曲折性和完整性，讲究人物性格的鲜明性和对立性，拍摄技巧方面基本上采用舞台剧的记录方式，镜头的运动和变化很少。

（2）中国民族电影艺术的探索期（1931～1949年）。

1931年到1949年是中国民族电影艺术的探索期。这一时期，由于党对电影事业的重视，中国电影艺术在探索民族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形成了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上的两个高峰。

1931年9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在《最近行动纲领——在现阶段对于白色区域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电影部分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电影战线上的斗争纲领和方针：规定了左翼电影应当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国民党政权的压迫，描写工农的反抗斗争并指出知识分子的出路”^[6]。1932年，建立了党的地下电影小组。同年，夏衍、阿英、郑伯奇进入明星公司，有力地加强了党对进步电影的领导，从而彻底扭转了中国电影长期与新文化运动相隔绝的局面，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向着新民主主义方向前进的步伐。进步电影工作者将目光转向现实生活，转向劳苦大众，通过对中国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民族危机、阶级对立，与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强烈要求呼应起来，在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同步中获得了社会认同，博得了广泛的欢迎。这期间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形成了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如：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1933年）和《春蚕》（1933年）；郑正秋编导的《姊妹花》（1933年）；李萍倩导演的《丰年》（1933年）；孙瑜编导的《小玩意》（1933年）、《大路》（1933年）；吴永刚编导的《女神》（1933年）；费穆编导的《城市之夜》（1933年）；蔡楚生编导的《新女性》（1933年）、《都会的早晨》（1933年）、《渔光曲》（1934年）、《迷途的羔羊》（1935年）；沈西苓导演的《上海二十四小时》（1933年）、《女性的呐喊》（1933年）、《十字街头》（1937年）；孙瑜导演的《大路》（1934年）；吴永刚编导的《神女》（1934年）；马徐维邦导演的《夜半歌声》（1937年）等。

20世纪的40年代，成为中国民族电影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电影艺术出现了第二个高峰。如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年），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年），沈浮导演的《万家灯火》（1948年），陈鲤庭导演的《丽人行》（1949年），赵明、严恭导演的《三毛流浪记》（1949年），郑君里导演的《乌鸦和麻雀》（1949年）等。这些影片真实、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塑造了一系列的典型人物，艺术表现手法成熟，体现了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根据地和解放区，建立了电影摄制机构，1938年秋成立的“延安电影团”，标志了人民电影的兴起和成长。^[7]“延安电影团”活动期间，主要拍摄政治纪录片，真实地纪录了许多具有中国革命历史意义的事件和人物，如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摄制、袁牧之编导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39年），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摄制的《白求恩大夫》（1939年）和《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1942年）等。

（3）中国电影艺术振兴和曲折发展时期（1950～1976年）。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电影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继续前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的影片的艺术水平与同时期的世界电影艺术已经接近。如建国后第一部故事片《桥》，建国初期的《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祝福》、《上甘岭》等，以及建国十年前后和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创作的《永不消逝的电波》、《老兵新传》、《林则徐》、《五朵金花》、《林家铺子》、《青春之歌》、《革命家庭》、《红色娘子军》、《早春二月》等影片，艺术风格独特。可以说，建国后的17年，中国电影艺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极“左”思潮和旧的习惯势力的干扰阻碍了中国电影艺术的顺利发展。特别是在“文革”十年中，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中国电影事业出现了停滞和倒退，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则在“高、大、全”的极“左”观念的影响下，走进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

（4）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以后）。(www.xing528.com)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电影艺术不断探索、开拓和创新，形成了新时期以来电影求真、求深、求新的鲜明特色。第三代、第四代和第五代，以及更年轻的中国电影艺术家，努力吸取世界电影艺术的精华，创作了一批积极反映现实、思想内容深刻、艺术上有创新的作品。如《小花》、《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邻居》、《人到中年》、《喜盈门》、《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黑炮事件》、《野山》、《黄土地》、《老井》、《红高粱》、《焦裕禄》、《过年》、《秋菊打官司》、《阕里人家》、《血战台儿庄》、《本命年》、《洗澡》、《刮痧》等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能够“放眼世界，立足本土”，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2.香港、台湾地区电影艺术发展概述

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是中国电影的组成部分，虽然受到历史、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港、台电影艺术的发展与内地电影艺术的发展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但是，在三地电影和三地影人之间又分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中华民族电影之“根”的密切联系。

香港电影从1913年就开始起步，但是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发展较慢。1957年，著名实业家邵逸夫在香港投资兴建了“邵氏影城”，拍摄了许多具有浓郁民族风味和表现海外游子思乡之情的武侠片、宫闱片和“黄梅调”影片。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如吴楚帆、白燕、朱石麟、李晨风、夏梦、石慧、傅奇、林黛、李丽华、张瑛、吴回、秦剑、李翰祥、谢贤等，拍摄的影片总数达2100多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受到评论界和观众欢迎，并有较大影响的影片有：《一板之隔》、《阿Q正传》、《孽海花》、《四千金》、《江山美人》、《一年之计》、《家》、《寒夜》、《爱情三部曲》、《误佳期》、《中秋月》等。^[8]

20世纪60年代，涌现了像张鑫炎、楚原、胡金铨、张彻、陈宝珠、萧芳芳、王羽、李菁、凌波、郑佩佩等一批电影艺术家。这时期有影响的影片有《云海玉弓缘》、《独劈刀》、《大醉侠》等武侠片，《可怜天下父母心》、《英雄本色》等粤语片，以及《路客与刀客》、《倩女幽魂》、《武则天》等国语片。^[9]

20世纪70年代，香港电影发生了巨大变化，功夫片成为整个70年代香港电影的主要类型。电影实业家邹文怀于1970年创办的“嘉禾电影公司”，率先推出由李小龙领衔主演的硬派功夫片，如李小龙主演的《唐山大兄》等，以及随后由成龙主演的《蛇形刁手》和《醉拳》等影片。这些靠“真人真功夫”的影片独领风骚，并很快风靡全球，为华语影片占据世界市场奠定了基础。功夫片导演主要有刘家良、吴思远等，与此同时，以许冠文为首的“许氏三杰”自编自导自演了许多妙趣横生的喜剧片，满足了香港市民在快节奏生活重荷下的娱乐宣泄。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涌现了一批留学欧美、科班出身的青年导演，形成了香港“新电影”浪潮。这批人已经成为香港电影的中坚力量，其代表人物有擅长拍摄商业性巨片的徐克、吴宇森，以及专注于艺术电影的许鞍华、关锦鹏和王家卫等。^[10]

台湾自1895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至20世纪40年代之前主要上映日本电影，在这期间，台湾人自己拍摄的影片只有10余部。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光复，国民党政府接管了日本在台湾的制片机构，在1946年成立了以拍摄新闻纪录片为主的“台湾省电影制片厂”。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民营电影公司在1969年发展到129家，形成了以李行、李翰祥、白景瑞、胡金铨四大导演为代表的创作阵容。20世纪60年代是台湾电影的繁荣时期，有一定影响的影片主要有《蚵女》、《玉观音》、《养鸭人家》、《路》、《小镇春回》、《西施》、《扬子江风云》、《破晓时分》、《冬暖》、《侠女》、《龙门客栈》等。^[11]

20世纪70年代，台湾拍摄了大量的武打片和言情片，其中以琼瑶夫妇自组公司拍摄的数十部“琼瑶片”更是风行一时。此外，这时期台湾出现不少有一定影响的优秀影片，如《八百壮士》、《汪洋中的一条船》、《秋决》、《小城故事》、《原乡人》等。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主流电影因循守旧步入低谷，1982年左右，一批青年导演集体创作了《光阴的故事》，以清新脱俗的姿态掀起了台湾“新电影运动”。新电影导演与他们之前的导演的明显区别是他们彻底抛弃了商业目的的逃避主义，既不去编制浪漫的爱情幻境，也不着意制造飞天入地的英雄。他们主要从日常的生活细节或者既有的文学传统中寻找素材，以过去未曾有过的诚恳，反映一代台湾人的生活、历史和心境。一些有影响的影片，如《小毕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油麻菜籽》、《童年往事》等。其中，侯孝贤和杨德昌分别以《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两部史诗性力作在国际上赢得了地位。^[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导演李安以他突出的电影艺术成就逐渐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导演。1991年，他拍摄的《推手》一举拿下当年金马奖八个奖项，轰动台湾。1993年，李安拍摄的电影《喜宴》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2000年，他凭《卧虎藏龙》获得第7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五项大奖。2005年，他又凭借电影《断背山》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大奖。李安作为台湾电影的“第三代导演”，他的作品深受台湾“新电影”的影响，既继承了台湾新电影的理性精神，又体现了深入的入世省思，并且表达了现代都市人多重身份认同的困惑感，较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新电影形式更多元，题材更宽广。^[13]

此外，进入90年代以来，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电影工作者携手合作，拍摄了多部大片，如《霸王别姬》、《画魂》、《新龙门客栈》等优秀影片，充分显示了华语电影挺进世界电影市场的雄厚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