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英在“大拆大建”式空间生产模式中往往是支配一方中的从属者，服务于公共权力和大资本。其建构的空间知识是指导匀质化抽象空间生产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用来“将支配关系的社会属性转变为自然属性”（Bourdieu，1991：163-170）和获得“合理性空间”（陈映芳，2008）的工具，是现代政权“借助语言策略来维系其合法性，将赤裸的控制关系乔装为一种‘委婉表达’（euphemization）”的手段（Bourdieu，1991：84-85），但是田子坊的案例却不尽然。冲突中博弈双方可动员的资源本并不对等，基层官员、小商人和文化名人组成的开发团队虽具有一定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但与区政府及大开发商组成的增长联盟相比劣势明显。正是这些精英对“做法”和“说法”的贡献，才使开发团队在不对等的博弈关系中实现翻转。首先，是创造性改造空间的做法。老厂房、老里弄的再利用价值不是在一开始就被认同的，在城市开发之初，空间的价值被等同于土地价值，此后“城市遗产”“历史建筑的保护性再利用”等理念才从学术界的理论和概念变成了为地方官员与开发商所接受的城市空间开发模式的一种选择，进而延伸到现实世界的实践中。可见，空间作为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其价值创造不仅是资本运作的结果，也需要意义赋予，再由生产消费过程转化为实际的交换价值。如田子坊原有的空间形态，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背后的价值潜力，只有通过有认识能力或空间鉴赏力和空间改造力的关键行动者，如艺术家和有海外生活经历的官员、商人等才有被感知、挖掘和利用的可能，通过将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利益的有意图的空间实践来实现。再者，是提升解释空间的说法。田子坊中的体制内博弈，实为挑战固有的权力结构与利益格局，开发团队不能借力政治与经济资源，转而寻找支持田子坊开发模式的专业知识、理念依据和正当性话语，如创意产业、城市遗产传承、街巷经济、软改造等。这些话语由专业权威提供，他们的工作让田子坊空间具有日月光项目没有的象征意义上的、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性，进而影响了上级权力对开发团队空间实践的支持。(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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