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子坊开发过程中的体制内博弈、自下而上的对抗、居民非法“居改非”的可能之所以特殊，本身就是相对于现行的中国特色的体制结构和关系结构而言。这所谓一般化的社会结构包括“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体制内权力关系、以“土地经济”为代表的城市空间生产的利益驱动，以及导致市民在城市开发中“失语”的强势政府支配性主导作用等。城市政府作为国家代理人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主体，代管土地等空间资源也使其成为资本再生产的主体，因此中国式的城市空间背后是权力下放、土地批租等制度改革的结果，也是体制内激励机制的产物，开发城市空间是官员们的本能反应，也是结构中既定的部分。但是结构中也有非既定的部分，有自由余地，是行动者得以能动发挥的机会空间，也是田子坊得以做成的关键。如基层官员在十七大报告等代表国家权力的文本中寻找正当性文本，利用人大代表身份这一国家制度夺回被体制所剥夺的参与空间生产的行动力；而几次矛盾激化并化解的关键都在于借用草根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衡。可以说，以开发团队为代表的社会一方在争夺空间支配权和争取空间利益的过程中所使用的策略绝非“非法”，而是对制度条件中自由余地的充分利用。这种利用所争取到的斡旋时间使行动者们得以将所掌握的资源付诸空间实践，并最终超越了社会结构的限制。新的社会空间最终被认可和合法化，关键一点还是因为开发团队做成的田子坊空间作品，以及他们建构出的一套诸如“兼顾城市文脉、创意产业、居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包容性”等的旧城更新模式话语，赢得了上级官员的喜爱。可见，低制度化的改革开放初期鼓励“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创新，十八大报告也将此阐述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最终田子坊多少还是因为“上级对下级的压力”而被保了下来，田子坊的成功最终逃不开一般化的公共权力逻辑，并符合了改革期鼓励“做得好，说得好”的实用主义逻辑。(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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