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的场所实践：优化行为方案

上述关键行动者在田子坊开发的三个阶段均有一些相互关联的、直接影响田子坊空间结果的主要空间实践，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策略行为。街道官员老Z在第一阶段凭借体制内权力拿下闲置厂房空间的支配权，将马路菜场清场，为文化产业在旧街区中的发迹打下了空间基础。第二阶段，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物质空间的改造，却在与区政府关于田子坊“拆”与“留”的博弈中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虽然遭到调任而失去了对街道辖区内空间的直接治理权，但他利用人大代表的政治身份和区科委新职位的权职保证了自己继续在场的可能性，又将专家学者的话语和中央的报告文本转变为自己保卫田子坊的行动力，他的行为虽然不合规矩，但并不违法。可以说他是在既定结构下行动的。他的行动只是不违反结构的明规则，却大大坏了结构的潜规则，但正是这种既在结构内又挑战结构惯例的努力，让他将这场空间实践做了下去。第三阶段，老Z看似退出了田子坊场域，离开了体制内位置，却又一次能动地尝试将前两阶段田子坊实践中所构建的象征空间进一步普遍化、结构化。

再说文化商人老W。从老Z处获得厂房空间的支配权后，他对于空间使用者的选择、对空间文化价值的挖掘、对田子坊更新方向的定位都是不起眼的老旧空间能够再生的关键。在第二阶段巨大的拆迁压力面前，他团结起商家们的利益关切，利用市场趋利的特性意欲加速、加深田子坊的更新度，既成的、获得认可的空间事实是田子坊的实验模式最终能够取胜的又一关键。第三阶段，虽然老W对田子坊街区更新的掌控力由于管委会的加入而有所削弱，但由此实行的“划区而治”，使得老W对自己享有支配权的厂房空间进行了价值再挖掘、再开发，而他在田子坊故事中的一系列空间实践事后则被总结成一套被称为“创意产业园区的开发”的经验模式。

再说以陈逸飞为代表的文化精英。虽然他们没有如前两者般始终参与空间改造，但他们作为新的空间使用者对物质空间进行改造，物质空间摧枯拉朽式的更新成为社会空间重构的基础，也是文化精英对田子坊社会空间创造的直接贡献。此外他们为开发田子坊、保卫田子坊所创造的话语理念、文化符号和空间知识，是田子坊“另类”更新能在当下主流的空间生产模式中获得正当性的关键。(www.xing528.com)

再看居民。居民自第二阶段起参与到街区更新的进程中，首先通过开发团队的授意将自己所拥有的住房所有权转化为租金收益，成为空间实践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次，积极分子老X利用自己的社区资本，说服其他居民出租住房并为商居两方牵线搭桥，成为社区自主更新的推动者，并运作民间管委会初步实现了居民参与的组织化。

最后看区政府。虽然田子坊的成功可被看成行动者的能动性对社会结构的超越，是行动者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利用规则和资源进行的创造性实践，但区政府在整个空间实践中的关键作用发挥的正是结构的重要性，无论是金融危机时的认可，还是开发回暖期的强烈反对，还是最后对田子坊的承认和接管，区政府作为城市空间重构中占支配地位的主体，其空间实践直接决定了其他行动者的实践的自由余地大小，并决定了其他行动者的行为策略的转变。田子坊最终的合法化最终还是通过区政府的认可和接管而实现，可见整场空间实践的第一幕和最后一幕都没有逸出体制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