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中提到，田子坊中的居民矛盾早在居民区商业化初具规模时就出现了，并在2007年餐饮进入后激化，而真正矛盾显性化则是在2008年官方管委会成立以后。一方面，一直把动拆迁、城市建设视为政府职能的居民终于等到了与政府直面的机会，那些由于租金不理想或等拆迁未出租房屋的居民希望政府来改善条件，希望政府出面协调矛盾，更希望政府来分配房子。上访、拉横幅、高空抛物、推搡游客等，几次区领导的走访都成了居民的现场投诉会。另一方面，处于“观望”状态的居民从管委会的入驻读出了区政府对田子坊开发的认可，加上与管委会实际接触带来的期望落差，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选择将住房出租自救解困。从图8-9可见，2008年之后，田子坊民居的出租率一直持续上升，截至2014年年底田子坊开发区域中的671户居民仅剩不到一成仍居住在街区中。
图8-9 田子坊里弄住宅中居民逐年出租房屋情况统计
（1）未租户“自救”的法规困境
很多居民想通过市场的途径实现自救和解困。由于“居改非”的政策已落实，田子坊的产权房及使用权房交易市场逐渐形成，居民们“想卖房，但要价太高或房屋条件不好（区位冷僻、二三楼不独立等），卖不出去。另外买使用权房需要有上海户口、一次性现金支付，买家群体受限”。这些田子坊的居民尴尬地成了“夹心饼干”，既无资格享受最低标准的廉租房，又无能力进入房产市场购置房屋，因而成了矛盾的焦点。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这些成为向管委会投诉、到政府上访的常客，同时与商家共处一个空间，由空间使用而引发的冲突也频频爆发。
因为你开店肯定有声音，就会影响到旁边的人，他就会说你吵到我了，他就说要么你就把我的房子拿下来，否则我就给你捣乱……我说这个房子我看不中，结果他就把啤酒瓶子扔过来，每天晚上喝酒喝完之后就把酒瓶子扔过来。（访谈记录22）
在2009年3月对仍居住在田子坊的100户居民的问卷访谈中，居民对街区服务的不满意率高达87.33%，对居住环境质量的不满意率高达74.13%（朱荣林，2009）。几个来回后，居民大多接受拆迁无望的现实。区政府原本寄希望于住房改善工程能够平复民怨，但在居民原本狭小的房屋内安装抽水马桶，全家有如跻身厕所，居住条件并没有明显提高，而做做停停的市政工程也大大影响了日常生活，此项工程的社会效益甚微。2008年至2010年期间，居民区各类冲突矛盾爆发，时常会出现居民自挂抗议横幅，一日数次“110报警”，区司法部门甚至配有处理田子坊案件的专员。
（2）已租户的诚信缺失及危机感(www.xing528.com)
除了未出租户，已出租户中也是矛盾频发。首先是租金和租期所引发的矛盾。居民区尚在拆迁范围之时，很多合同的租期都是“到拆迁为止”，也有很多商家或炒房者为了防止短租跳价，而与房东签订了十年以上的租约。在“居改非”政策出台以后，这样的合约都被视为无效。此外，租期内涨租毁约现象也很多，从而引发了多起法律纠纷。另一方面，离开田子坊之后的居民大多在外租房，但缺乏相对稳定的租赁房源，遇到子女结婚，就要求回来中止租约。另外，随着一些有实力的大商家的进入，一个商家向多户居民租下整幢房屋的情况逐渐增多，在各自进行的租金谈判博弈中出现了居民恶意抬价的情况。
因为我（餐厅）有十家（房东），有两家不愿意租给你，那大部分还是愿意租给你的，这样两家你就想算了就满足（其提出的租金），其实这样是不好的，就助长了（哄抬租金的风气），其余几家也想“咦，他可以这样子，我也可以。”（访谈记录22）
（3）政府干预的资源困境
市场与专家曾为管委会支招。老W认为“应该保留居住功能，但提升内容，要换人”，田子坊作为居商混合的社区不该是居民在社区中没有消费、不认同社区中产业特色的“零文化消费”社区，其居民应该是有消费能力和文化修养的中产阶级。老W同时主张“通过二、三楼开民宿的方式引进市场资金收购和改造房屋，解决楼上开店难的困境，并保留田子坊中的部分居住功能”。人大代表朱荣林教授则建议“政府收购或置换一定量长期缺乏交易能力的房屋，以求稳定”。管委会并未采纳这两个建议。对于前者，“政府管理水平目前还不够，引进外商搞民宿，在治安等方面不好控制”；对于后者，政府出面置换了社区内85岁以上孤老及几户带头闹事者的房屋，但谈到成规模收购则坦言“动迁成本太高，没有区属企业愿意承担，现在政府是谁提的主意谁来做，我自己也不愿牵头做此事，惹麻烦”（访谈记录13）。因此也有已租户提出“希望政府能提供一批稳定的房源，居民以市场价租住”，但与置换居民房屋一样，这样的市场资源供给显然也超出了政府的职能范围。
图8-10 尚有居民居住的民居窗口时常会挂出居民维权抗议的横幅（来源：网络）
虽然管委会自诩“若不是政府补救，世博会期间田子坊一定是横幅满天飞”，一些带头拉横幅的居民在政府的“私下调解”下陆续离开了田子坊，但是这场风波并未平息（见图8-10）。生活窘迫的居民希望在变动的空间中寻找改善的机会，结果意欲出租房屋获益的居民因获利不均而分化，未获益的居民非但无法改善生活条件，反倒为空间改变的结果所累，这种被剥夺感在官方管委会入驻后有了倾注口，并以各种形式爆发。成为管理主体的政府，没有市场力量那般强烈的获利动机，对于一个前景不明的新生事物也不愿冒进干预，只是保守地维稳、“灭火”。如此制度性的困境是在田子坊熙熙攘攘的景象背后的深层矛盾，只有挂出的横幅将这些空间冲突显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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