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分化在社会事件中并不为奇，但是通过参与一个空间生产事件而产生社区共同体内的阶层分化并不多见。本案中的居民中途入场，带着明显的策略性、斗争性和被动性，随后则在合法性的支持下成为自觉个体。这种因为空间生产而进行的社会动员和有组织的社区参与，不同于以往城市建设事件中的个体抗争。而二房东、中介等中间角色的出现，也使民众中原先均衡的空间生产关系遭到破坏。空间生产的结果也因此不为原先的开发团队完全掌控。
（1）“要保护”v.s.“盼拆迁”
矛盾之一是居民之间的利益纠葛，首当其冲的便是出租户和盼望拆迁的未租户之间的矛盾。2004年到2005年，居民区虽陆续有人出租房屋开店，但只是老X等零星几家，不成气候。
开始都挺好的，有新店开张邻居们看热闹的人也多。出现矛盾的标志事件是2006年9月26日有个庆典，主办方在弄堂的地上摆鞭炮，楼上就有人浇水下来，因为居民意识到这样的形势（商铺和游客数量不断增加）会阻碍拆迁的进程，灭了他们“等拆迁”的念头。（访谈记录2）
泰康路地块的拆迁原本是板上钉钉的事，地也批了，规划也做了，合同也签了，2004年还正式召开过几次居民的拆迁动员大会，原本就抱怨老房子生活质量太差的人们终于有了个盼头，却有可能被所谓“田子坊”搅黄，怨气自然难免。“什么田子坊？我不承认有田子坊。所谓的田子坊，都是他们凭空造出来的！”一位坚决反对田子坊项目的老居民在访谈中如是说。还有过激的居民不时拿竹竿捅下210弄弄堂口的“田子坊”招牌。这批“等拆迁”的居民与老X等管委会成员之间原本是相安无事的老邻居，如今也结怨颇深，指责“老X等人成为老Z和老W的同伙，不顾街坊利益，只为自己谋利，并在中介活动中收取好处，完全不是他们自己说的‘义务’的”；而老X等人则认为这些“闹事”的居民“只见拆迁补偿的贴现价值，不顾租金回报和个人就业等长期收益”。这样的分歧，实为居民对空间价值判断的分歧，据此价值判断而采取的行动自然不同，“拆”与“不拆”成了他们各自的利益关切。(www.xing528.com)
（2）住房区位v.s.住房租金
除了“拆”“保”之争，未租户中还有部分拟出租户，租金成了他们与已租户之间的最大矛盾源。开始，一家一户散租，从商业的角度考虑，一楼临主弄或支弄的房屋人流量大，是商家们的首选，而二楼、三楼、亭子间、过街楼等空间虽在石库门独门独户时期才是真正的主卧、厢房等重要功能空间，但如今从商业市口的角度来看非底层的房间以及分户后支离破碎的空间结构显然不适合商户的经营消费活动，这种市场选择自然导致了租金差异（见图7-6），这使住在不利位置的居民产生了极度不平衡的心理。一位住在二楼的老人形象地说：“我们兄弟三人出生在这里，父亲去世后，我是老大才有资格住二楼，三楼老二住，一楼客堂间给老幺。凭什么现在最好的二楼比客堂间便宜这么多，想不通……”（访谈记录11）除了独户出租外，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很多商户都希望能租下多层或整栋石库门经营，这对于“七十二家房客”格局的旧里而言并不容易，需要并租多户居民的房屋。田子坊中规模最大的一家泰国餐厅有将近15位房东，“谈判是很辛苦的过程，需要一家家谈价钱，每户租金需要保密，而更辛苦的莫过于当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出租时，就有一两户咬定‘若不出更高价就坚决不租’”（访谈记录21）。这样一来，不乏谈判失败的例子，漫天要价的居民最终成了左邻右里的“公敌”。
随着空间改造进程的深入，行动者不仅在初始结构的限定下生产出了空间事实，也围绕着其对空间价值的理解、对空间利益的预期等与他人互动形成社会关系结构，这些社会关系在田子坊街区的具体场景中显现并固化，此为社会关系的空间化表征。政府被分化为有各自主张的官员个体，原因就是官员因个人经历、执政目标及理念的不同而产生的对空间价值判断的分歧；居民区的空间使用者被分化为留居户和出租户以及已出租户和拟出租户；街坊内的居民和入驻的商家则因空间功能和使用行为的不同而形成利益冲突；而原本被视为一体的街区邻里也因空间使用方式的改变而分化为争取各自租金收益最大化的居民个体。与此同时，一方面原来的居住空间通过住户自主“居转非”的租赁被不断地商业化、公共化和现代化、时尚化，而且出现了“失控”的现象；另一方面未出租的居住空间则继续着原来脏乱差的状况。由此可见，空间实践在塑造空间形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作用于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多元化也以空间分化和多样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关键行动者对空间开发权的争夺战行将落幕之时，由于空间改造而出现的利益再分配问题成了越来越多的行动者的关注焦点，逐渐分化的社会关系也将成为下一阶段的结构条件。
图7-6 不同楼层的居住条件差异及商业租金差异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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