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对空间价值认同分歧：意见不一

关于国内政府间关系的变迁研究，最为集中的是“中央—地方”政府关系的重构（周黎安，2008；杨振宇，2009）。行政／财政分权的体系，使城市政府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被动“计划执行者”变成享有一定独立权益的“经济人”和主动决策者、管理者；加上政绩考核体系与经济增长的挂钩，塑造出了“中国既有行政体制框架内城市政府及个体官员所承担的角色及行为”（陈浩等，2011），也造成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不同官员之间因执政理念、利益诉求及个人偏好的分化而对城市空间价值的认同差异。

（1）土地财政v.s.社会效益

虽然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上的诉求是一致的，但在社会效益的向度上却要求不一。相对于追求经济增长的热情，城市政府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承担及执行积极性一直与中央政府的期望值存在差距。面对着城市政府的“效率偏向”使空间不公问题日益突出，中央政府一直扮演着“道义权威角色”（陈映芳，2008）。在田子坊案例中，区级政府的开发决策也或多或少受到了来自上层的“政治压力”。市领导在各种场合提出“开发新建是发展，保护改造也是发展”，并多次带中央或其他省市领导来参观田子坊，对“软改造”带来的居民获益大为赞赏；老Z作为唯一的街道级官员能受邀参加市政府主持的城市建设会议，也体现了这一点。上级政府对田子坊更新所带来的社会效益的欣赏，无疑对区政府主持的开发项目造成了压力，但却无法左右区政府的意志，掌握土地批租决定权的区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决策，2006年通过的《打浦桥地区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保留了旧工厂区，但创意产业园区的规模不再扩大，居民区部分仍予以拆迁。在区政府看来，“土地早在2003年已批租给台商，若不执行区里便是违约，另外已贴出了拆迁公告，若不拆便影响了政府威信”（访谈记录16），上级政府的暗许只会让区里更迁怒于老Z等人。

（2）“旧貌换新颜”v.s.“怀旧”记忆

不只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在同级的区级官员中对田子坊也是喜恶不一。一方面，对金融危机时期的土地闲置、旧改停滞状态压抑已久的官员，亟需新的物质景观形式来表征自身的城市开发愿景，田子坊所在街区的空间现状、建筑质量显然无法满足其发展目标。

另一方面，除了民生考量外，田子坊满足了一部分土生土长的官员们的怀旧情怀，许多出身本区或中心城区的城市管理者，出生与成长都是在这样的石库门里弄中，他们对田子坊所营造的熟悉却又符合现代生活需求的石库门空间的欣赏不同于专家学者们的专业判断，而是出自个人记忆，也有对前二十年间大量石库门被拆除的惋惜和反思，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参与了这些“大拆大建”项目的决策。(www.xing528.com)

我从小就喜欢在弄堂中穿来穿去……（访谈记录1）

我从小住的石库门老房子现在变成了新天地……（访谈记录12）

我每天都要到一楼天井打水，然后搬到三楼。现在走石库门的木楼梯特别有感触……（访谈记录16）

这种由于个人生活记忆而产生的对田子坊空间的欣赏与偏好，在同级官员间形成了决策分歧，并转化为对田子坊的支持或至少是同情的力量。田子坊数次面临被拆迁的危机，之所以又数次化险为夷，除了老Z等人的坚持外，内部力量的声援和权力制衡是不能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