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房东促使民居成规模出租：多元空间生产关系的优化

2006年是民居出租开店的第一次爆发，开发边界也由最初的210弄扩展到了西侧的248弄和274弄。这其中有通过老X的管委会牵线的，也有另一种更为市场化的方式——多手转租。2006年，自称“独立开发商”的G先生出现在田子坊，成为又一名重要的行动者。G先生的外公就是田子坊文化故事中的传奇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画坛四杰”之一的汪亚夫，他在这个街坊的旧居“隐云楼”虽已物是人非，但早被老W等人包装为田子坊的文化源头。G先生在田子坊长大，20世纪70年代末去了美国，2004年回沪定居。回国后他再次回到从小长大的地方，嗅到了当时已开始开发的田子坊的商机。“我带了一帮外国朋友来弄堂里看，他们一看就很喜欢，‘这多有情调啊’‘这才有意思嘛’。对外国人来说，这种原生态的、和居民生活掺杂在一块儿的商业区才是真正有吸引力的。”（访谈记录4）G先生的想法与老W的招商理念如出一辙，只是老W关注的是空间的直接使用者，倾向境外或“海归”的商户；而G先生看重的是空间消费者，要吸引老外来田子坊驻足和消费。近年来，在全球主义及消费主义的大潮中，“上海怀旧”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议题，讨论从文学领域延伸到了城市更新领域。正如爱德华（Edward，1978）提出的西方概念下的“东方主义”，有学者将上海城市更新中的怀旧风潮归纳为一种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海外移民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Jieqiong Wang etc，2009）。当老外的追捧遭遇“上海小资”，这样的地方对于G先生就充满了潜力。“等外国人把这里的气氛带动起来了，本地消费者自然会跟过来的，只要靠口碑就足够了。”（访谈记录4）

2006年年中，G先生替朋友租下了田子坊中的第一个商铺，可赚得不多，并没有经营多久。没想到很快有商家找到他想承租他的门面，所出的房价比他当初租下来时高了一大截，还很爽快地要求签7年合同。这让G先生发现了转租民居的利益空间，此后他看准一处位置后，就去和居民谈，很多街坊都是G先生的发小，“本地出身”的优势让G先生很快在田子坊承租下了40多处物业，并转租给合适的商家。但G先生从不承认自己是“二房东”，总是自诩为“开发商”，因为他并不是简单地承租、转租房屋，而是承担起民居转商铺或者商铺变租的装修工作，这样的资产和人力投入使G先生掌握住了这些物业的转租权和转租利益，也就是说，他的租客若不满租期就撤出的话，也成不了“三房东”“四房东”。在老X的管委会和G先生等二房东的共同作用下，居民区的出租率和店铺数量急剧上升。(www.xing528.com)

G先生和老W一样是空间生产中市场力量的代表，所不同的是，他的空间生产策略并不依靠老Z等人的开发团队，而是利用了自己的原住民经历所带来的社会资本以及海外投资所累积的一定资金所整合成的行动力，遵循纯市场原则进行的空间转租获利行为。虽然他与开发团队之间几乎没有合作交集，但由于其空间生产目标及后果是有利于田子坊发展的，因此与原开发团队形成了非合作的共生关系。但是G先生的行为使得原本简单的基于租赁双方的空间生产关系变成了复杂的多方关系，直接影响了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田子坊开发中生产关系趋于多元化，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空间后果和行动者策略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