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区的“居改非”进程在居民积极分子的有组织的自觉行动下进行，而将居民区已发生的一切事实予以正当化则成了开发团队的迫切任务。沿用“保”工厂区时的做法，寻找正当性话语支持和法理依据是最为有效的方式。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国家建设部会议上提出的“三个不”要求、总书记十七大报告中提及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等都成了居民区空间生产的理念指向。与此同时，开发团队咨询顾问J先生继起初提出了“街巷经济”外，又贡献出了“软改造”的提法。相比较大拆大建、破旧立新的“硬改造”，“软改造”则不必伤筋动骨，这里的“硬”与“软”不仅是空间更新程度的对比，也是政府开发商项目执行强势模式与各方协同、有序参与渐进模式的对比。至此，开发团队对田子坊的发展理念有了较为统一、完整的对外说法：
通过田子坊的运营要实现这样几个“得到”：市民得到就业，我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产业得到发展，更多更好的创意企业可以在这里得到发展；老房得到改善，破旧的老房子翻新后风貌焕然一新；政府得到税收，吸引更多企业自然增加了政府税收；产权得到保护，在田子坊我们坚决保护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民居得到提高，老房子的居民拿到租金可以住上高档的现代公寓，居住水平大大提高。（访谈记录19；图7-3）
面对着当时已日渐困难的拆迁工作[4]和日益高涨的对利益不均开发模式的质疑声，政府是欢迎这样的话语的。原本转嫁给社会或是开发商的改造成本转由政府与社会“志愿者”共同承担，“文化保护了、‘志愿者’获利了、居民富裕了、政府增税了”（朱荣林，2009），这样皆大欢喜的局面自然是上头乐见的，老Z也忙不迭地将《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建议》稿送给了区政府。虽然建议稿本身没有得到直接回应，但位居高位的官员频频到田子坊参观，虽不是正式的官方行动，也暗示了其对田子坊新空间及其空间生产方式的默许与赞赏，对于顾念民生的官员来说，居民直接持续获益无疑是田子坊改造最突出的社会效益。不同级的政府和官员执政理念与执政目标的差异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也为田子坊开发团队、为居民行动者争取到了正当性支持话语。随着日后市级官员、兄弟省市官员及各国政要的不断造访，这方面的政治压力最终累积成了开发团队重要的、能与区级城市政府抗衡的行动力。(www.xing528.com)
居民的入场名为新的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加入田子坊的开发进程，实为开发团队对阵区政府增长联盟一方的主动出击，在单纯的体制内权力关系显著不对等的情况下，田子坊的空间开发实验随时可能被更高的权力叫停。走“群众路线”是开发团队的险招，也是妙招，利用旧区居民想改善境遇的迫切愿望，利用“国家—社会”的微妙关系，利用更高一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治压力，对阵双方的力量格局和冲突局势有了转折性变化。
图7-3 田子坊业主委员会办公室墙上的标语（笔者摄于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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