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权力：探讨‘冻结令’的贴与揭

在以老Z、老W、陈逸飞三个男人为代表的田子坊开发团队的行动下，田子坊已初具氛围与人气，正是一派上升势头。陈逸飞的人气号召和老W的招商策略使得各国文化产业人士聚集起来，但这种自发、“另类”的旧城更新模式很快遇到了危机，老Z后来回忆说：“2000年金融危机过去了，房地产开始兴起，政府对文化建设开始不热情，而重视房产开发，背后已有‘老虎’看着田子坊。”（访谈记录1）其实区政府对田子坊所在地区早有规划，在对时任卢湾规划局局长C先生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打浦桥地区早在上世纪末的上海市总体规划中就被定为地区中心，只是碍于金融危机等形势一直没有实施”（访谈记录7）。泰康路艺术文化街的开发，对区政府来说，只是危机期间聊胜于无的尝试。金融危机过后，要做地区中心的空间改造目标又被提上议事日程，提升地区品质，仅凭破旧的厂房民居、落后的市政设施、闭塞的交通状况显然是不够格的。一旦经济回暖，区政府便急于土地批租和招商引资。区政府计划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在获取充足的建设资金和地方财政的同时实现建设地区中心的发展目标。为了吸引投资，区政府自然要利用自身掌握的空间支配权优势，全力保证引进的空间生产参与者获得预期的利益。这种城市政府与大资本结成的旨在推动城市增长的联盟^[1]成为当今中国城市开发的“结构性现象”（陈浩等，2010）。但是老Z等人的开发团队的招商行为，却增大了拆迁的阻力和成本，与大增长联盟产生了直接利益冲突。2003年年初，区房地局的一纸“冻结令”上墙，《公告》称“此地将被拆迁，不得订立新的房屋租赁关系，不得新建、改建和扩建房屋及其附属物，不得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不得分裂房屋租赁关系”等，区政府在土地招拍挂之前便早早利用其自身的权力冻结了老Z及开发团队的空间支配权。至此，原先以工艺品街管委会为形式的名义上的合作体制内两级政府，变成了直接的利益冲突双方。增长联盟作为行动者加入，相较于开发团队在城市空间改造中占有土地、规划、资本、权力和合法性等优势，博弈双方的力量并不对等。

区级政府作为空间生产的行动者加入，其目标利益与田子坊开发团队相左。按理说，街道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老Z这个小官应该做到“区里说啥我做啥”，田子坊的故事也就戛然而止了。但前一阶段的空间实践已使田子坊初具规模、小有人气，使得开发团队中的关键行动者和喜爱这个空间的新使用者们不忍放弃。个人与开发团队的特性使然，老Z这个“不听话”的政府官员和开发团队一起策划起了“以下犯上”的田子坊保卫战，老Z的行动者角色也“不再代表政府”。第一战便是揭下“冻结令”，稳住老厂房里的商家。身为体制内的官员，老Z深知“以下犯上”不能用激化矛盾的激烈手段，只能利用规章制度“找茬”。由于“冻结令”张贴前未经街道政府告知辖区内居民及企业的程序，加上恰逢区人大换届选举的维稳期，老Z随即将情况反应给了区人大。人大代表的介入让老Z等人很快占得上风，区里很快揭下了冻结令。(www.xing528.com)

大增长联盟与小开发团队之间冲突的发生是由不同的城市空间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利益分配结果所决定的。小开发团队的空间生产是建立在利用旧建筑和景观基础上的空间再生产，通过空间支配权的再分配使特定的行动者能动地挖掘出其中的空间价值和文化价值并转化为经济与社会效益，这是社会精英与市场小资本之间的共赢，于上级城市政府和大资本无益；大增长联盟的空间生产视土地为唯一生产资料，只有拆除现有的建筑才能通过商业地产开发，实现城市政府获得土地收益和地段地位的转型，开发商则获得地产收入。这对于田子坊开发团队和新入驻的艺术家、商家而言，就意味着刚形成的艺术乐土和产业园区将被夷平。利益冲突奠定了在这一阶段行动者必然以争夺空间支配权为目的展开空间实践。空间生产的行动者只有合法占有空间才能控制空间生产的方式，空间支配权的争夺表现为因为空间实践目标的不同而产生的谁主导空间生产的权力争夺，小开发团队意欲固化目前的空间占有状态，大联盟计划则希望利用政治与经济资本重获空间支配权。因此，街区空间不仅是双方冲突发生的场所，其本身也成为对阵双方相互制衡的重要资源。“冻结令事件”是两种城市更新模式及其主导力量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也是田子坊更新故事进入新阶段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