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的时间、空间初始条件为田子坊空间改造故事的开始提供了可能性。适逢金融危机和事权下放,给街道官员占有闲置空间并控制空间生产过程提供了可能性,这一时机也被学者评价为“新旧体制转换及经济发展波谷的时间差”(朱荣林,2009)。至于空间条件,田子坊的行动者是在中心城区的一条小马路、一片旧厂房、旧街坊中开始空间实践的,独特的区位及空间形态并不是空间改造发生的充要条件,因为在同一街区或邻近街区内,原本具有同样空间条件的里弄住房已为高层住宅或商务中心所替代,但仍保留至今的旧厂房、旧里弄却是吸引拥有不同能力的行动者加入并做成田子坊的必要条件。
(1)物质空间
随着关键行动者的逐一入场、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空间改造的范围由沿街扩展到了里弄内部的厂房。自发更新模式使得旧的城市空间在没有统一规划、没有具体标准的前提下被更新。对物质空间改造贡献最大的并不是老Z,也不是老W,而是以陈逸飞为代表的新空间使用者——租用厂房空间的艺术家与商户。既然是对旧厂房的偏好吸引他们进入,店家们对空间的改造都致力于结合既有空间特征和自身使用需求。开发团队在空间改造上对店家限制甚少,使其在空间利用和创造上充分发挥了能动性,店家们所钟爱的旧建筑的历史信息被突出强化,他们各自的审美品位反映在了被改造后的感知空间的具体表征上。在街区空间格局和建筑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建筑的空间功能、基础设施、外观特征及内部空间格局与环境都有了巨大改变,将一个简单的生产型空间转变成了一个富有文化氛围的、丰富而生动的创意产业空间。
(2)象征空间
“文化眼”“街巷经济”“SOHO空间”“田子坊”这些创造出来的符号和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空间概念不仅是开发团队提升行动力的理念及话语资源,使开发团队对于旧厂房的改造有了一套新的说法,同时这些“说法”也是社会精英经由田子坊经验归纳构想出的具有普遍价值的城市更新模式,而且在田子坊之外的其他旧城区也有适用性。开发团队与文化精英的合作策略,使已经在田子坊内发生的空间实践和做成了的物质空间环境被抽象归纳为文化符号、开发理念及专业知识。社会精英对城市空间生产方式的符号化、概念化,以及对旧城空间价值的编码成为解读城市空间信息以及城市开发决策的重要途径,为田子坊的空间实践奠定了发展的基调,是此阶段空间生产中重要的社会空间后果之一。(www.xing528.com)
(3)认知空间
建筑质量不高的废弃厂房原本并不起眼,而通过关键行动者的一系列物质空间改造之后,空间功能、品质及氛围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进入的是有着同样空间认同的设计师和商户,他们多在国外有过类似的空间体验或为艺术大师的声望所吸引,从而在田子坊中获得了自己的空间归属。接下来聚集的是有相同审美眼光及消费偏好的消费者,他们对空间的体验也使他们在田子坊发现了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场所。“人以类聚”——空间的社会分层现象在此得以显现。
在此阶段中,旧城更新的一般主体,市/区级政府或房产开发商并没有加入,田子坊的更新结果是由街道级官员、小商人和艺术家等陆续入场的关键行动者的空间实践和策略互动促成的。此阶段的特点是,不同领域的行动者以挖掘空间价值为主要的策略行为目标,他们之间的互动以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建立的一种新的资源互补、合作共赢的社会关系为基础,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空间后果:如空间形态和功能的逐步更新改造、对空间的文化赋值及符号赋予和对空间生产边界的逐渐扩大。但是由精英行动者所推动的空间改造尚不涉及既有居住社区,相较下一阶段跌宕的社会空间变迁少了些许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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