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所处的空间实践优化方法

不同于规划设计在前的旧城更新项目，田子坊之所以如此起步是诸多偶然性和复杂性促成的。在20世纪末，这类空间的价值在多数城市官员及开发商看来仅来自位于中心城区的土地价格，旧厂房和旧里都是待拆除以将“生地”变为“熟地”的无关附属物。而能将场域条件提供的可能性做成既成事实的，需要的是对土地上的建筑、景观及空间肌理的美学、历史、文化价值的认同及想象力以及具体的空间实践行动力，即几位有着类似空间价值认同、不同资源条件和权力地位的“有名有姓”的关键行动者及其空间实践。

（1）基层官员

有“天职感”和个人成就诉求的老Z是第一个关键人物，体制内的身份和体制转型的时机为他提供了主持空间生产过程的可能性。出于街道发展及个人成就实现的动机，他提出了利用空间资源搞文化产业的行动目标，并在与友人的互动中认识到文化产业发展对空间的特殊需求，从而决定选择泰康路为更新地点。面对马路菜场和废弃厂房的空间初始条件，他利用“菜篮子工程”的政策契机以街道名义租下厂房，将马路菜场入室，从而获得了厂房空间和马路空间的支配权，这一行动也使老Z对空间价值有了新的判断，即既有空间的更新利用同样能产出经济与社会效益。随后的工艺品街管委会的成立，使老Z最终利用自身的政治资源、通过正规的体制内程序实现了对空间生产过程的控制。出于盘活闲置空间资源的共同目标，此时老Z与区政府之间不是“支配—从属”关系，而是由基层官员的积极作为促成的协同关系。老Z的空间实践不仅形成了预想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局面，而且通过空间支配权的易手和功能的转换为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为街道创造了财政收入，在既有空间的使用者之间形成了共赢的利益分配关系。在市场进入后，政府逐渐后撤，成为社会创意的鼓励者、庇护者。

我把政府工作的这个定位定好，政府不是个公司，不是个企业，政府不是以营利为目标，这点我始终抓住了，政府主要是搞社会规划，然后推动市场去完成这个（街区更新）。（访谈记录31）

（2）文化商人(www.xing528.com)

虽然对文化商人的定义众说纷纭，但是除了将文化作品变为文化商品、将文化事业做成文化产业的人之外，能以文化为导向开发空间价值并最终将其转化为经济收益的人也同样值此称号。同样有着体制内外经验和经济利益诉求的J先生和老W便是这样的人，他们相继进入田子坊展开空间实践。J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空间改造过程，但贡献了“文化眼”“街巷经济”等空间生产概念，并为老Z所用成为能进一步提升其空间支配权的理念资源。老W利用自己的从商经验、旅居国外和熟悉国外旧城更新的阅历以及在文化圈的人脉关系，积累成了参与空间实践的初始行动力。在从老Z处获得了厂房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以及控制空间生产过程的部分权力后，在街道行政支持下老W策划了新的空间生产目标，即将厂房区打造为文化产业及时尚消费的聚集区，通过引入具体的文化精英、为空间文化命名和将空间文化符号商业化等策略行为，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空间结果——田子坊。与此同时空间交换价值的增加也使老W从中获得了直接的经济收益。在这一阶段，老Z与市场精英的紧密合作是最主要的生产关系，加上与商家（主要是艺术家）因租赁关系而形成的权利制约和利益捆绑以及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资源整合及理念共享，促成了空间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3）艺术家

随后是陈逸飞等文化名人的入场。除了老W的人脉关系，文化精英特殊的空间鉴赏力是老Z和老W吸引他们加入的关键因素。他们通过租赁关系成为空间的直接使用者和改造主体而参与空间改造，也为整个生产过程贡献了重要的理念资源和价值符号，如SOHO空间开发模式及雕塑地标等。他们的名人效应和社会影响力本身就是非常的行动力，使得空间使用者和空间形态迅速按照预设的目标更替变化，也促使空间生产的阶段性结果逐渐为社会所认可，对后续产生的社会空间后果具有深远的影响。

文化名人的入场对生产关系的变化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艺术家与商户获得厂房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而老W则拥有整体空间的控制与管理权，街道退到背后进行监督协调，三者之间形成了明确的组织分工及利益分配关系，被旁观者评价为“三个男人一条街”。最重要的是，为了固化这种共赢局面，老Z、老W、陈逸飞这几位有着相同空间价值判断和生产目标的关键行动者，从非正式的、松散的合作关系，到租赁的利益捆绑关系，到成立公司和联谊会等经济、社会组织，这种行动者的联盟逐渐紧密化、组织化，形成了一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开发团队，并成为此后主导空间改造的主体。这种合作共谋的关系本质上是稳固掌握空间支配权的权力关系，是推动田子坊空间有序改造的组织分工关系。在这种个体社会精英围绕空间改造而形成的合作关系中，合作各方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利用自身的行动力和相应的社会空间位置，制定出了一系列空间改造的规则和调节机制，形成了均衡而稳定共赢的阶段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