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家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计划经济末期代表着一种非常规的身份及生存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没有单位，在体制外，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这也决定了这个群体的松散性与自治性。新中国成立后曾出现过三次艺术家出国潮：第一次是1949年前后，代表画家有赵无极、吴冠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艺术潮涌般进入国门，美术思潮空前活跃，一些艺术家对西方现代流派产生了浓厚兴趣，纷纷踏出国门，如袁运生、罗中立、陈丹青、陈逸飞、周春芽等；第三次浪潮便是2000年以后，在全球化与在地化的文化背景下，出国求学或进行艺术创作的人多不胜数，自发进行着中西方艺术文化的比较与融合实践。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80年代出国的艺术家们纷纷归国。经历了十几年的成长与蜕变，他们的社会声望与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大，并利用各种不同的媒介和表达方式进行着创造与传播。随着国内艺术家群体的成熟和艺术市场的出现，艺术家群体对特定空间（拍卖行、博览会、画廊、工作室等）的诉求也愈发强烈，画家村、画家楼等艺术产业空间聚落也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那些没有单位、没有户口的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们就开始用极低的价格租下农民房，聚集在一起创作，靠卖画为生，成为“画家村”的雏形。伴随着艺术市场的发展，艺术家工作室成为一种将艺术创作、流通、消费等环节更紧密联结的特殊空间形式，受到了艺术家们的追捧。而工作室群落相较早期的个体化谋生行为，更具市场自觉，是聚集经济、规模效应的产物。北京的圆明园画家村[4]、宋庄艺术家村[5]、798艺术区[6]就是早期的艺术空间聚落的代表。上海的艺术家聚集区始于1997年，当时的文化氛围相对宽松开放，艺术市场机制也更为成熟。当时在上海聚集的艺术家以陈逸飞为代表，大多是有了一定成就和声望的，他们有海外经历与艺术创作力以及市场运作的自觉，是时代创造者和革新者中重要的力量，其对于高敞、廉价空间的需求激活了大批当时闲置的厂房及闲置楼宇。“最早是因为史竹君（女导演），在1997—1999年期间，上海电影厂要为三个电影导演设立工作室，就找在建国中路（8号桥附近的商务楼，靠近田子坊），登琨艳和三毛等人跟随（史竹君来到建国路），后来登琨艳自己弄了四行仓库。”（访谈记录28）此后的浦东画家村[7]、M50（见第四章案例）都是艺术家诉求与城市建设与更新契机的结合。(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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