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市场的参与为旧城更新带来机遇空间

第四章提到，中国旧城更新的普遍方式是由城市政府或是由大开发商主导的市政设施的建设或房地产的开发。从一般的权力逻辑或资本逻辑的角度看，小市场力量得以加入并成为主导力量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正因为有街道官员的空间实践在先，有西方已经做成的成功案例和成熟理论在前，拥有理念及市场运作能力的个体文化商人在资本资源不占优的情况下得以入场。

（1）特色街困局：空间范围与对生产方式的反思

街道级官员启动旧区更新是本案的特殊性之一，但老Z代表的毕竟是体制内的力量，若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城市开发，有许多力所不及之处，事实也确实如此。虽然“研讨会开了一次又一次，文化艺术品商店也陆陆续续地开出了一些”，但泰康路仍然聚不起人气，老Z与经营者们都苦不堪言。老Z逐渐意识到，一支并没有文化自觉与人脉关系的体制内团队无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打开旧城更新的局面，加上老Z下面的干部对于体制职能以外的工作并没有什么积极性，反倒会利用行政权力向市场寻租。老Z回忆：“在当时，没有商业利益和政绩的情况下，我的执著是因为我喜欢，但其他人不一定喜欢，下面的人都为了自己谋利，下面有的管理干部问商家要3 000元公关费。”（访谈记录1）

虽然市场运作不顺，但老Z却在反思和论证的过程中获得了好友J先生的另一次关键提点——“街巷经济”。这是田子坊更新过程中的第一次空间边界扩展的建议，更是一个结合上海旧城空间特征以及开发主体变化的空间更新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开创。曾占据上海中心城区大部分土地的里弄社区，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城市大开发中被夷平了大半，但在金融危机的低迷期和城市文化保护的反思期，如何“保得有水平、改得有质量”成了关注焦点。J先生的提议契合了泰康路“街道为主体、空间现状密集紧凑”的现状，建议“利用街道的优势吸引社会小量分散资金来置换一定的房屋，逐步从沿街向街坊内部渗透，从而发展文化艺术产业”（访谈记录12）。对此，老Z欣然接受。

面对发展困局，老Z等人首先对空间开发边界进行反思，传统的“XX街”模式对于一条不在成熟商圈或是热门旅游区的小马路来说并不适用，很难聚起人气，若能深入街区内部街巷，空间的特色便能很好地发挥，也适合喜“静”的文化产业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对空间生产方式的反思。老Z招商用的是政府的惯用办法，用免租等优惠条件吸引单一的大投资者，这种做法在大尺度的开发上或许行得通，市区级政府也有更大财力承受该项成本投入，但对于本案小尺度的开发，非但大商家的规模效应无法实现，也使财力弱的街道级政府不堪重负。只有将空间分成小块、吸引多元的社会投资，才能盘活小规模的旧城空间资源，而操作这种方式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有一个营销和管理空间的代理人，身兼其他行政事务的老Z显然不是合适人选。(www.xing528.com)

（2）西方经验与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文化导向下对旧城更新的反思

无论是利用老建筑的空间改造方式还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空间改造目标，田子坊的街区更新都可谓是文化导向的。这种文化导向的旧城更新过程早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城市就出现了。60年代纽约SOHO、80年代美国巴尔的摩内港复兴、旧金山渔人码头的复兴和伦敦道克兰地区的空间再生等都使过去无人问津的衰退老区成了前卫的文化消费空间。“文化或者被贴上文化标签的各种媒介都成为了当今城市发展的一项重要资本”（王婷婷、张京祥，2009）。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消费文化的渗透和蔓延，文化要素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重塑城市生活的手段之一。中国城市在这方面的实践开始于2000年左右，上章提到的新天地就是当时的著名案例。当时的中国城市政府对文化导向的空间开发尚无经验可言，开发方案几乎是由港资开发商一手主导，谙熟旧空间再利用的美国设计师在新天地项目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田子坊的开发也是如此，虽然老Z等官员亲身感受过这些国外的成功案例，但对于如何开发、如何生产空间并无经验，再加上文化导向的旧城更新其本质还是对文化要素的市场运作，有经验的市场力量必不可少。

至于为何是小市场力量而非大的开发集团，这与街区更新起步于街道主导的条件密不可分，因为只有市区两级政府才有接洽大型开发商、决策城市开发项目的体制机会。由街道一级政府发起项目，要么交由上级政府进行立项式的开发，要么走社会自发的小规模渐进的开发轨迹。此外，从前车之鉴来看，新天地一次性大开发所导致的绅士化和城市日常生活文化的消失也是违背街道一级政府的首要职责和老Z的开发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