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对工业的改造，私营民族工业不复存在，街区内原有的私人作坊也被一一摒除，一些小手工作坊被改回民居，泰康路南北两侧的工厂也随着国营改制、经裁及合并扩大了生产面积，有些工厂也进行了空间上的零星加建。现存的部分里弄工厂厂房修建于新中国成立之初，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被称为“里弄工厂”的里弄生产组应运而生，一批小手工作坊也在街区南侧的泰康路出现。这种围绕着当时的大工业生产而进行的配套性工作和辅助性劳动吸纳了大批家庭妇女，许多驰名一时的“上海制造”也出自这样的里弄小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些里弄工厂对经济发展和满足国内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解决生产组的后顾之忧，里弄里还办起了职工宿舍、托儿所、食堂、服务站等，被人们称为“城市人民公社”。泰康路的旧工厂区至今还保留着职工宿舍楼和里弄学校的旧址。
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一批病休青年和返城知青进入生产组，原先居家劳动力的“七角、八角，胸怀世界各国”[7]的积极性变为了体制外青年“工资18，年龄28，什么时候做阿爸”[8]的集体性焦虑[9]。到了80年代，一批从里弄工厂走出的大学生将生产组改制成三资企业和股份公司。90年代，面临改革开放中崛起的江浙民营、乡镇企业的冲击以及上海城区产业结构调整“退二进三”、工业撤离市中心的大势，泰康路两边的厂房陆续空置下来。街区内的工业发展历史不仅是战时民族工业发展的见证，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也体现了工业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城市旧区的命运。相比较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为满足数百万工人阶级的住房需求而兴起的在沪东与沪西城市边缘区的工人新村建设热潮，大多数市中心的里弄街区则更多被动员起来实现“自救和自我管理”，大搞小规模里弄工厂和作坊，以应对街坊初期比较严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这样的时代背景，造就了里弄混合使用的空间系统，工厂、小商业、菜场、学校、老虎灶等共同造就了极具领域感和紧密坊间邻里关系的社会空间，也为后续展开的空间生产故事提供了物质空间基础。这样的闲置空间资源，为实现低成本空间资源再配置提供了可能性，而工业楼宇空旷宽敞的物质形态也为日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迹提供了可塑的内部空间。(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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