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权更迭，近代上海因过度城市化带来的人口与空间困局同样留给了中共新政权[5]。从20世纪50年至1955年，有263万余人迁入上海，迁出人口231万余人，净迁入人口32万多。[6]加上20世纪50年代早期涌入上海的大量难民、灾民，上海的住房紧缺问题更为严峻。据市民政局1950年的人口密度统计显示，1950年年初，414万多人挤在街道里弄中生活，市区人口密度平均每一平方公里66 565人。在安置迁入人口、“反右”、“文革”等几次大的社会运动中，里弄街区中的居住人口构成及居住空间都有了很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弄堂基本上是由一里一弄一坊、支弄组成的一个交通网络，总弄口通马路，为唯一通道。总弄、支弄弄底或与其他里、坊相接，由砖墙隔断，成死弄堂，或建以铁门与外界阻隔，非紧要关头不得打开，形成一个封闭的街坊。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大炼钢”时期，弄堂的铁门被一一拆除，死弄堂被打通，封闭的弄堂被连通，方便居民的活动，也促进了街区交通道路形态的变化，原来被隔断的弄堂连通后，把原来不可分割的街区地块进一步划分为更加小的街区单元。
上文提及的街区居住格局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房屋进行的重新分配而改变。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居住拥挤，居民就开始普遍自搭阁楼，充分利用空间。此后，由于20世纪60到80年代城市人口的增长以及80年代知青返城双重因素的影响，城市住房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在那个严重的“房荒”时期，石库门也出现了一门多户的“七十二家房客”现象，而这种高居住密度的格局至今仍存在于中心城区的旧住区内。据2007年8月田子坊所属居委会的调查显示，田子坊的区域内共居住着671户人家，人口达1 600人左右。一门多户的局面也很普遍。据调查，在一个门牌号（110平方米）内最多居住了7户，平均每个门牌号3.59户，人均住房面积不足7平方米。90年代以后，由于住房商品化，不少居民搬离了石库门旧里，并将多余的房间出租给他人。(www.xing528.com)
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石库门里弄经历了数次居住空间的更新变化，更新实施主体为市、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房管局），手段为通过旧住房的加层、封露台、加厨卫设施等增加居住面积，被称为“搭搭放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三线”人口的大规模回流，旧住区居住压力剧增，区级房管部门主持了大规模加建，并将加建面积算入住房面积，体制内确认了新增空间的“合法性”。笔者在走访街区内有五、六十年住龄的住户时，老人们均回忆经历过3、4次这样的改造。泰康路248弄、274弄中有大量房屋都存在顶层加高加建，出现了“两层阁”的现象，即在底楼客堂间靠楼梯处隔开的后客堂上再搭一个高度在1米到1.8米间的夹层。除此之外，作为使用权“公房”的代理业主，房管所及政府背景的物业公司（1990's改制之后）也“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地对旧住区进行道路、水电煤管网等公共设施的改造。这种“搭搭放放”的做法若在今日，大抵会被定性为“违章搭建”，而在20世纪70到80年代，空间尚未商品化之时，使用价值是空间唯一的属性，而缓解住房压力也是旧住区更新的唯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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