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力量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

除了上文提到的政治力和经济力两大城市空间生产的主要力量，有学者将其他的力量统称为社会力（张庭伟，2001；陈浩等，2011），称以市民阶层为主的社会力由于结构松散、资源匮乏而无法成为与上述两力制衡的结构性力量。然而随着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多元化和差异化的社会结构伴随而生，这些制度外、“非正式”的社会力正以各种方式影响有时甚至主导着城市空间生产的进程。

（1）精英个体

如果说上文提及的城市政府和经济精英是稳固的社会群体或组织的话，本段所涉及的精英个体则可能是身处上述群体，却出于不同于群体利益的目的，以不同于一般秩序与规则的方式，利用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组织资源参与空间生产。正如韦伯学派所主张的，社会资源分配问题不能仅以社会结构来解释，更应考虑结构中的个人行为。很多非市场的因素决定着部分资源的分配，这个过程中的很多社会管理者（如城市官员、规划师、建筑师、艺术家、社区工作者等）各自掌握着一些空间生产资源，并有自我价值取向和目标，因此这些个体同样会对空间生产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

以政府方为例，一般来说城市政府总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空间生产关系结构中，然而由于利益关切与权责范围的不同，不同层级的城市政府在空间生产中并不是简单的纵向关系，在个别案例中甚至是不同的利益方及行动者，现实中演变为具体官员（上下级与同级）之间的空间生产争议。又如艺术文化等专业精英赋予废弃工业空间、城市边缘地区的重构理念与力量，例如上海苏州河畔的苏荷园区、山西临汾的画家村等都是精英个体影响或决定空间生产方式或结果的典型例证。

（2）社区组织(www.xing528.com)

这里的“社区”不是指有着明显边界的居住区，而是指有着业主委员会、同乡会、教区联合会等组织的有机联系的邻里场所。这些社区及其代表组织有着很强的内部凝聚力和排外性，多为城市亚文化的组成部分，如侨民区、少数群体的“飞地”、特殊人群聚居区，他们对城市空间生产的影响力不可忽视而且会越来越重要。在中国城市中的“城中村”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最近的一本城市题材的著作将其称为“落脚城市”（arrival city），体现了这类“社区”占领城市空间的临时性属性，作为城市的外来者通过自己的方式渗入城区并改造空间，作为获得社会资本的暂时场所，虽然一批批的新来者（new comer）最终离开，并被主流城市社会空间组织所“同化”（Knox，2005：221），但持续不断的后来人使这个场所固化为城市空间结构的一部分，并辐射影响着周边地区的社会结构及空间形态。

（3）房屋所有者

随着住房私有化及住宅分配方式的市场化，私有住房拥有者及择居自主性不断增强的社会阶层都会对城市空间生产形成重要影响。这种以法律认可的空间占有的财产关系参与到空间生产中的行动者，其参与方式及生产关系也从因征地拆迁等问题而起的个体性的、为争取补偿利益的行动，转为为争取“个体权益”而有组织地抗衡“国家需求”的社会运动（陈映芳，2010）。

随着一系列城市运动的发生，“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逐渐有了经验土壤：如在厦门、上海发生的反磁悬浮污染的集体“散步”事件，不只是由于运动结果改变了原先的空间生产计划而意义非常，而且社会运动的组织规范、价值表达等更具社会意义。由政治力和经济力主导的城市空间开发正面临着更多正当性、合法性的挑战，“空间正义”“社会公正”等价值观念同样冲击着由于经济过快发展而“欠债”甚多的整体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