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的战略方向

文化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文化导向的城市空间重构方式主要涉及城市旧建筑、旧街区的保护性再利用。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城市遗产保护和更新经验与西方世界不同：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的“经济开发性模式”并未被“社会开发性模式”所取代（陈映芳，2008）；另一方面，历史遗产保护处于“重建时代”的“大规模爆破”和“城市美化”运动（张松，2008）的夹缝中，这两点使中国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有着更为特殊的模式意义。从“大拆大建”时期的“建设性破坏”，到专家们挺身而出保卫古城，到“仿古一条街”的泛滥，到如今蔓延全国的“申遗”热潮^[2]，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被逐渐剥离出了“大拆大建”的“旧城改造”范畴，“保护”成了新的旧城更新话语。

在历史建筑与历史空间的文化价值被认同之后，如何处理“难以阻挡的经济发展需求”与“保护历史空间景观而带来的限制与控制”之间的矛盾，成了保护与发展的一大“全球性难题”。一般旧区改造常用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的整体拆迁模式：“买地——动拆迁——建设”。为了平衡土地、动拆迁和房屋建设等成本，出现了容积率更大的高层住宅／办公楼。历史街区的保护规划要求降低容积率并严格控制建筑高度，对开发商吸引力不够；老建筑（尤其是老住房）的修缮和使用不符合现代生活要求及相关专业规范；大量历史遗留问题提高了更新的社会、经济成本。很多城市遗产都占据着重要城市地段的土地资源，自然会在追求土地资源再配置的城市大发展时期备受关注。拆除还是保留、保护与利用、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如何妥善处理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对于许多城市来说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在国内，出现了山西平遥古城的整体保护及功能保留案例，也出现了诸如北京大栅栏那种整体性的旅游商业开发案例，前者面临着保护资金匮乏和古城缺乏活力等问题，而后者则因原住民整体搬迁以高档商业替代而遭到无视社会效益及文脉传统的诟病。在两个极端之间，有学者提出了“有机更新”理论（吴良镛），并在北京菊儿胡同改造项目中进行实践，提倡任何改造都处于持续的更新之中，“有机”是指适当的规模、尺度，与改造内容和要求相适应，按照城市内在的发展规律，顺应城市肌理，达到有机的秩序，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的发展。但是“有机更新”理论仅限于在北京菊儿胡同改造项目有所实践，主要原因之一是该项目并非是一个纯市场开发项目，更普遍的情况是将城市的文化遗产商品化。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被保留下来加以修缮并打造成旅游景区和高档消费场所，而历史建筑的形式和符号则被用作房地产产品的装饰。(www.xing528.com)

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城市空间在城市、单位和个人的尺度上仅具有一种单纯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作为资本积累的实体。当时的城市空间生产活动是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实施的城市建设和生产投资行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随着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住房商品化改革，城市空间的交换价值得以凸显，空间成为资本累积固化的载体。分权化、多元利益格局及文化导向的发展等社会结构变化也是空间生产的制度条件，城市空间重构与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变迁等社会过程紧密联系。在争夺空间以及以空间为载体的权力与利益再分配过程中，城市的权力关系、阶层结构、组织构成及城市居民的习性、价值观、家庭生活等都发生着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