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至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新自由主义畅行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政府调节、理性权威与自由贸易等思想的综合体（吴焰启，2011），新自由主义在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时期在西方进入一个发展高峰，并随着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等跨国机构的兴起而带动了新工业国家的迅猛崛起。中国也在1978年改革以来逐渐向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敞开市场。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关注新自由主义对主导国家的经济权力转型及非均衡地理差异的全球扩张。哈维（D.Harvey）和史密斯（Smith）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空间实践就是将“资本再生产和积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危机通过时间、空间成功转移或嫁祸”。虽然西方新自由主义正处于衰退过程中，但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中国正在各层面部分实践着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有别于西方正统模式，这种实践极具中国特色。尤其作为全球化市场重要节点的大型城市，无论从区域分布还是建成环境，都体现出扬弃旧体制与范式、建构利于资本循环积累新体系的空间表征，并直接内化于地方城市的发展战略中，圈地运动、旧城改造、保税区、城市营销无不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地方化实践的痕迹。其中，空间扩张是改革开放以来显著的城市空间重构表征之一，以征地规模浩大的“开发区”“大学城”和“新农村建设”为代表。这种快速城市化的空间生产一方面接驳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张，另一方面具有自身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以大学城空间生产过程为例，地方政府、开发商、教育部门和高校都作为积极的运作主体参与其中，以地方政府为主导。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大学城成为地方政府追随“创新”的举措，也是最为突出和正当的政绩，同时其中也隐含着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可能带来的地方税收和经济增长。(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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