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研究视角的优化方案

综述现有关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旧城更新和具体案例的经验性研究，解释机制主要有三：强调制度变迁的结构化分析、强调资本权力作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及强调社会集团互动的社会行动者分析。

（1）制度主义分析

在制度主义视角下，学者们将社会的转型机制解释为城市空间重构的原因。西方学者在理解城市政府主导下的城市空间重构为何以市场合作的方式实现时，新自由主义给出了结构论的解释。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与经济范式，新自由主义主张“增长至上”的发展策略，因此在城市发展及空间生产的问题上，城市政府将市场逻辑自然化，形成企业化的城市治理模式（John Peck &Adam Tickell，2002；He SJ &Wu FL，2009）。城市政府通过对交通、公共绿地、休闲设施等作为集体消费品的城市空间建设的干预，控制着城市开发的进程，制约着资本的作用，城市空间生产问题与权力问题发生了勾连（曼纽尔·卡斯特尔，1997），城市政府在空间重构中的积极性和生产力量被大大激发。这样的解释同样被用到了中国问题的研究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工业生产向金融业、服务业的产业转型等社会体制和战略转型都需要新的城市空间与之相适应。魏立华等（2006）将中国城市空间演进的主要内部机制归纳为中国改革中特有的政治经济转变，分权改革、市场运行机制的引入以及与全球化经济的整合，这些制度落到中层层面表现为与城市开发相关制度的转变，如市政府主导的综合发展、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房地产发展等都是城市空间剧烈变化的制度原因。吴缚龙（2000）认为市场的、全球化的力量只有透过地方结构才能发生效应，城市开发只有通过鼓励外商投资、土地租赁、产业调整和经济部门重组等一系列政府制度改革才能实现。如此，城市政府的企业化倾向，城市空间的资源化、商品化趋势有了源自体制转型的动力机制，通过政府技巧性转化成为合理的开发话语资源和执行手段（陈映芳，2008），千城一面的空间结果成为制度变迁、社会转型的物质反映。这一观点也被用到了对具体旧城更新案例的分析中，任雪飞（2008）、何深静（2007）将新天地的开发看作全球化城市开发战略的产物和政府主导的绅士化过程，以公共权力与私人资本合作的方式实现。

（2）政治经济学分析

在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被视为资本主义得以持续生存的重要方式（H.Lefebvre，1991）。面对过剩的资本与劳动力，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城市建设等空间生产项目将资本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以某种物理形式固定在国土之上，通过空间生产来创造适合自己的地理场所，用空间的使用价值加快资本累积。由于空间不同于其他商品，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因此所谓新空间的生产不过是对旧空间的重复破坏以获取空间的交换价值（哈维，2007）。从这个已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所验证的资本逻辑出发，便不难理解中国城市中的土地开发热潮、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和中心城区的绅士化趋势。城市土地首先从计划经济下的无偿划拨体制中解放出来，房产开发随即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区域发展的主导力量；随后，以解决内城衰落问题为初始目标的旧城更新也以地产开发导向的模式展开。地产导向的模式以直接经营土地为手段，是一种为了占有和投资的目的而进行的建造和改造建筑的行为，城市治理和规划的首要目标就是“给城市财富制造机上油”（Hall，1996：343）。在此逻辑下，中国旧城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与西方类同的“绅士化”结果，一方面旧街区得到了修缮和复兴；另一方面，原先中低收入的居民为中产阶级取代（张松、赵明，2010），有学者将田子坊也归纳为“商业性绅士化”的邻里更新案例（Stephen Wang，2011）。资本逻辑固然可以解释“大拆大建”“重复建设”的空间重构过程，理解“金权联盟”的逻辑，如城市开发使政府获得了土地财政收入，并收获了城市空间品质的提升所带来的城市竞争力的提高，而资本则通过投资空间产品积累了更多财富，但社会一面则被排除在了整体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之外。(www.xing528.com)

（3）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视角强调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行动者的行为及互动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张京祥等学者（2006）试图用增长联盟和城市政体等理论来探讨城市发展的各种行为主体（城市政府、开发商以及社区等）的内部关系及其对城市空间的构筑和演化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强烈动机和基于土地的经济精英聚敛财富的动机主导着城市发展方向，并因此形成城市政府与市场力量“双向寻租”的增长联盟。另有学者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城市土地利用事件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网络结构给行动者的限制与机会进行分析，认为行动者通过互动整合网络价值推动空间开发（王爱民等，2010）。除了集团间的互动作用，某一特定群体的作用也是学者们的另一种解释话语。比如在解释上海中心城区绅士化的空间变化时，何深静（2007）将城市政府的推动视为主导因素，Jun Wang等人（2009）则归因于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内城遗留的历史建筑对于城市新中产阶级而言意味着怀旧和文化品位。对旧城内旧建筑的保护性再开发是为了吸引有生活品位的中产阶级和创意阶级回归旧城并进行产业投资。王洁琼等人（2009）把田子坊的成功归因于国际人士和本土中产阶级对“海派”文化的复兴。在以上行动者分析中，行动者是抽象的社会群体，他们围绕空间改造进行的实践是为了完成其社会位置赋予其的结构要求，他们之间的互动网络是以外在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所以行动者对空间重构的影响本质上还是结构作用的内化。

以上的经验性理论都对笔者寻找解释田子坊空间产生机制的分析框架有所启发，但在解释实际问题时都有力所不及之处。制度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可以解释目前主流的中国城市开发背后的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但如果仅从此逻辑出发，田子坊的实践根本不可能发生，即使有发生的机会空间，在后期与主导力量抗衡时无法获得最大经济收益的田子坊开发模式也无法胜出。社会行动者分析点出了行动者作为利益群体的能动性作用，却无法完全解释田子坊开发中的行动者博弈为何首先在上下级官员之间发生，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居民为何能够在国家权力反对的情况下保下列入拆迁计划的住房，并使非法“居改非”成为持续事实。故此，解释田子坊故事无法直接套用既有的某一理论，需要有更符合案例现实逻辑的理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