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新常态下的会展、盛事、节庆与文化观光政策治理优化方案

林冠文

会议、展览、节庆、演出、婚庆、赛事、公关活动、奖励旅游等，本质上都需要经过规划，使其具有每一次都独特的现场体验性，使得这些盛会具有相同或类似的管理营运流程，能成为一个盛会活动（Events）产业。参加现场的节庆活动或是盛会，是为了追求与人面对面的体验和现场交流，不论在有形内容还是无形内容上，对人或是对物或事，甚或是一段地方、社会的故事或历史。而且，都需要实体地走访一个地方、进入一个经过规划、策展或设计过的场域。而政府扶植此产业发展的政策治理，先需要了解此产业对社会的功能为何，才能比较好地协助该产业兴盛。

众所周知，会展产业是会议、展览、奖励旅游、节事等的简称。大型盛会活动则是指能够让人将主办城市、地区，在记忆中，与该活动完全、紧密地联想为一体的盛会，是地方文化软实力最好的展现舞台。在中国，以盛会活动来称呼这个产业，还在慢慢取得社会共识、认同，但在国际上，已经发展了30多年。中文语意脉络下的会展产业（M.I.C.E.Industry），是一个复杂的服务产业，成为高端服务业的原因在于，它所需要支持的内外在条件，是一个需要会国际谈判、有人文底蕴的，单有自然环境条件还不够的、复杂的综合体生产性服务业。它不是只有盖场馆，训练服务态度良好的专业人员，就能取得产业发展优势的产业。

盛会活动产业后进的国家，经常由展览子产业开始萌芽，这点尤其在亚洲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表现得特别明显。以商品交易为主的商业展览与交易会，在政府对特定产业扶植的国际贸易政策上，比较容易被政治家及企业家们所理解。以经济产值外溢效益的学术推论，来论证展览与交易会产业扶植政策的逻辑正确性，短期内较容易评估成效。然而，先进国家，尤其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赚取国际贸易顺差的经济体，以服务贸易的观点，来对待以面对面、体验经济为主体的盛会活动产业时，着重考虑的效益，除了展览与交易会创造的出口贸易产值外，更重视对主办地与该商务旅游目的地的长期经济影响与人文发展关键推力。

展览与交易会及广义的盛会活动，通常跟城市或旅游目的地（Destinations）绑定在一起。旅游目的地可以小到是一个城镇，比如，我们经常论及的小镇旅游，或者是地方创生策略。于是商务盛会与文化盛会在活动的内容上，虽然重点有所差异，但为了吸引人为盛会而来，两种类型盛会在创生与营销策略、文化与旅游政策上，有了交会点。

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从全球各级政府进行经济纾困的政策中，我们清楚地理解了这个原先需要费尽学术推导、政策游说工程的间接关系论证。商务旅客不来，出口交易会停摆，当地接待商务旅客的酒店受创最深，商务旅客消费得起的高档餐厅与酒吧、喜爱的文化节庆风味的文创商品、服务提供商及相关产业链损失惨重。由于实体展示摊位搭建的需求消失，整体文化视觉设计与工程相关产业也倒地不起，纷纷裁员，危及总体社会就业稳定。受创最重的，更是原先就是弱势阶级的社会边缘人，例如在盛会发生地周边摆摊的小贩及夜市内的地下经济小摊，或是展览结束后垃圾清运人员等。在先进与后进社会中，他们通常教育程度相对较低，难以将经济上的困难，透过有效的方式传递信息，影响疫情下的政府纾困政策。(www.xing528.com)

社会学的研究显示，一个经济体中各阶层的就业稳定，会影响整体社会关系互动与隐性的社会沟通成本。疫情影响下，远距沟通与数字信息设备相关产业，在为了维系商业活动继续运行的困境中，反而成为受惠最多的商业得利者。因此政府如何在跨产业部门治理的维稳考虑下，运用公权力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予短中期受疫情影响之衰弱产业部门，就成为一项重中之重的产业治理课题。

在众多受疫情影响导致衰弱的产业部门里，越是偏向需要中长期人文底蕴培养的文化相关部门，受到的损失越惨重。文化治理在以经济发展为主的现代社会中，较难取得丰富的经济财务资源，近二十年文化创意产业在相关政府部门和政策的支持下，有欣欣向荣趋势。且文化与旅游相关产业部门原本是强强联合的产业结盟，但在疫情下却双双成为弱势的产业部门。例如，国际博物馆学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简称ICOM）2020年11月对全球博物馆从业者进行在线调查，报告指出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博物馆馆员被解雇或强制休假，自由工作者情况更为惨淡，生计陷入困境。

各国研究一再显示，文化盛会活动能够有效吸引长途与首次观光拜访者，而且文化观光者的消费力，比起其他旅游动机的国际拜访者更大，并对当地博物馆的营运支撑产生重要影响。文化观光者，亦能协助旅游目的地克服季节性消费影响，使得当地相关商业活动能获得一年四季均有的消费、经济支撑。而拥有文化遗产与观光消费增长的正相关性，亦获得量性研究资料支持。是否有艺术展演与游客数量增长也被证实相关，且若一地以此闻名，则这些暂时性的艺文展演，将能够有效提升来访游客数量，惠及整个地区的食、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然而文化盛会、文明遗产与艺术展演人才等软实力培育，不似建设展览馆等硬件设施这般容易，一旦失去财源支持，未来要重建整体产业与人文生态系统，将更耗费时日。

因为这些学术研究结论逻辑的支撑，2016年英国在主管文化、观光、媒体及体育的文化、媒体暨体育部（Department of Culture，Media & Sport，简称DCMS）下，设立盛会活动产业委员会（Events Industry Board），每年开三次会议，凝聚产政学研的产业治理共识。2011年以来，英国通过国会议员Nick de Bois主导的产业政策研调发现，该产业的再进化，必须设立专门机构，更进一步地看顾，才能继续领先全球。欧美学者的观点认为，会展（M.I.C.E.）只是产业的名称，而其专业技能、研究发展、知识体系与产业治理要仰赖盛会活动规划管理知识体系（Even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简称EMBOK），才能提供一个更大的架构与学科研究、发展支持。国际上则以盛会活动理事会（Event Industry Council）最具代表性，其成立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49年。理事会集合了此产业链下相关且重要之国际组织，有33个会员组织，包含103，500位独立会员与19，500家机构。

世界会展与盛事活动产业先进国家，鲜少制定产业发展专法条文来扶持特定产业发展。首先是因为在法治信仰的偏向上，西方先进经济体多属海洋法系统，以判例建构式发展社会治理，其社会整体产业道德水平较高。然而考虑后进发展国家的产业道德水平及国民遵法程度，若仅以产业发展计划方式，则会缺乏因会展产业专法制定，而拥有的跨部门、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长期政策延续性。如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发布的国际会议产业育成基本计划，是依据1997年施行的国际会议产业育成法第六条规定，以专法明订需定期研拟、更新国家会展产业发展政策纲领与推动计划，借此完善国家的会展产业政策，不至于因缺乏法源授权依据，导致过于注重短期政策绩效而忽略深耕产业土壤。综观韩国的国际会议产业育成法及于2008年制定的展览产业发展法，其以特别法相对于其他普通法具有优先位阶性，对会展产业的发展提供跨部门、跨产业的弹性特许、征用和奖助措施。其中内容值得我们参考与进一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