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刑法典的基本稳定，是维护刑法的安定性的需要。法的安定性是建立在法的不可破坏性的基础上的。考夫曼认为法的安定性具有两种意义：①透过法律达成的安定性，例如借此达到防止抢夺、谋杀、窃盗、违约的安定性；②法律本身的安定性，亦即其认知可能性、操作可能性与实践可能性的安定性。只有当法律本身是安定的，才能通过法律达成安定性。[6]考夫曼进一步指出，法律安定性的第三个要素是法律的不变性。法律是什么就必须持续保持。法律不应太轻易得以改变，一个临时性的立法便无法保证同样可靠地执行。[7]
毫无疑问，安定性对于刑法具有特殊的意义。刑法典是刑事法律部门的部门法典，也是一国的基本法律。《立法法》规定关于犯罪与刑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并且刑法的制定权和修改权专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只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享有刑法的部分修改权。法律上之所以对刑法的制定和修改规定严格的程序，在于刑罚的适用对公民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和其他权利有直接影响，属于特别重大的事项。另外，还在于刑法是社会秩序维护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最后手段。一旦民事或者行政措施不能对某种违反规范的行为加以制止，则必须求助于刑法规范。一部相对稳定的刑法典既有助于凝结社会基本的生活价值、维护公民的法信赖利益，也有助于建立刑法典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性。“法所规定的东西，应该摆脱随心所欲；立法者也好，法所要求约束的对象也好，都不得违反它。它应该是持久的，人们能够信赖它。因此，人们能够预计有一个固定的、不会改变的范围，人们能够在这个范围内安排自己的事情，他能够在这种制度的保护下建设自己的生活。”[8]当然，刑法的安定性与刑法追求的实质正义之间必然存在内在的矛盾，在社会变革相对迅速的时期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转而维护“刑法典”的安定性，应当是合理的选择。(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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