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民主实践方式中，全体一致同意原则虽然是最理想与完美的立法形式，但也是最不现实与最不经济的立法模式。这不但源于全体一致同意的实现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完全实行下去其代价将难以承受，还在于完全一致原则最终会导致“少数人有权否决多数……其趋势就是出现使多数人的意见服从少数人的意见”的现象。[24]因此现代法治国家虽然将人民的一致同意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但是在具体的权力运作中又努力排斥一般民众的干扰。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是国家统治策略权宜性的体现，立法中的抽象共识也不例外。
我们的媒体报章习惯将“人民”与“群众”合并称为“人民群众”，但是实际上两者是意义截然不同的词汇。“人民”是个政治概念，又是一个集团概念，是众多人的集合体，任何个人都可能是人民的组成部分，任何个人都不能称为人民。西方古典政治作家笔下的“人民”（demos，populus）有时指城邦的“公民群体”，有时指“普通民众”，有时指“穷人”、“多数人”，这都是具体的权属概念，而在抽象意义上使用人民的情况并不多见。[25]但是进入17世纪以后，随着“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等观念的确定，“人民”的含义得以扩充，尤其是形成了抽象意义上的“人民”概念。[26]事实上，“人民”并不存在于任何有限的意义上，他们只是政治话语的一种声音，是在政治话语的质问中存在的一种文体、一种主体性或一种主体形态。[27]相对而言，“群众”则是具体的“人民”，“人民”是抽象的群众，人民的组成元素是抽象的“人”；“群众”虽然也是集合概念，但是它的组成元素则是具体的“个人”。显然，只有作为一个道德整体的“人民”才可能成为政治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承载衍生国家权力的政治功能。人民是抽象的政治的概念，它似乎虚无缥缈似乎又真实存在，“人民”的内核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和涵摄力，政治国家本身可以掌控对“人民”的界定，“人民”归根结底不过是政治国家为说明权力来源而虚构的符号；但是，“群众”具有具体的组成元素，是真实的存在，“群众”无力负载和替代“人民”的道德内核，不具有衍生国家权力的政治功能。人民是高尚的、整体的，群众则是蒙昧的、混沌的、不明真相的，故而西方国家鼓吹“主权在民”，我国宪法宣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却从来没有“主权在国民”或者“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群众”的提法。立法者有意无意混淆“群众”与“人民”概念的后果是，将“人民”具有的生产合法性的功能转嫁到不具有生产合法性功能的“群众”身上，进而以立法者与群众之间抽象共识的存在来确证立法的政治正当性。由此存在的风险是，立法者可能一方面依托作为道德整体的人民构筑法律的权力来源，另一方面在实际的立法进程中又有意限制民众的影响力。(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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