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法活动的工具化及优化措施

刑事立法的直接目的，是为刑事司法提供一套打击犯罪的规则体系，并防范刑事司法权力的肆意妄为。而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共同目的，就是为犯罪治理这个总的政策服务，犯罪也应当是刑事立法的终极目的。民粹主义立法将刑事立法活动工具化，立法成了某些人实现其他政治企图的工具。

第一，对犯罪的治理成为立法的手段，安抚被害人和社会成为首要的目的。“为了因应民众的犯罪恐惧感及重视被害者与社会情感，‘刑罚的民粹主义’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121]立法者为了对社会公众作出交代，不惜以立法的方式来营造问题已经获得解决的假象。“在立法决策上，决策者偏好创设新罪名带来的政治上的象征性后果，给人以问题已被认真对待且已适当处理的印象。”[122]民粹主义的刑事政策体现在许多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试图故意利用公众对犯罪的不满和对犯罪者的憎恨的结果。在其他情况下，它们表现为政策制定者回应民众观点的主观期望，但是对公众意见的真正内容缺乏足够的调查和了解。[123](https://www.xing528.com)

第二，刑事立法被作为危机处理手段。刑法作为控制的文化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实现立法者的某种政治意象和象征性意义，立法者看重犯罪化过程中的政治表达，看重的是立法行为对自己“硬汉”形象的包装，为了不给人留下法律软弱可欺的印象，立法者倾向于升级法律的严厉程度，以此来舒缓公众的紧张情绪。但是，“偶然社会事件对刑事政策的制定可以发挥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它一方面作为对特定时空犯罪态势的集中反映，可以明确地反映出该时空中的即时政策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能因其集中性甚至极端性而催生出一部仓促的法律，让社会和国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124]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专业的立法精英与立法活动都沦落到了客体的地位。立法变成了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