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根法案对社区安全的保护与犯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

对新泽西州梅根法案的研究表明，法案对社区没有效果（也就是第一次被重新逮捕的时间），对降低性犯罪的重犯没有明显的效果，对重新性犯罪的类型或第一次性犯罪（仍然是大量的骚扰儿童）没有影响，对减少性侵犯受害者数量也没有效果。由于没有对涉及性犯罪者法案的已经证明的效果，它逐渐增长的成本可能就有些说不通了。[101]且不说梅根法案是否有效，因为即使存在犯罪率降低的现实，对于它与梅根法案的实施是否具有内在的关联可能也会众说纷纭。但是梅根法案在逻辑上造成了两点恶劣影响：

（1）背弃了西方一贯坚持的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哲学，一般而言，自由主义被定位为拥护自由的社会伦理。[102]自由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权力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至高的权威也要限制自身，让被统治者得以尊严地生存下来。从历史发展看，现代意义的自由主义，是西欧中产阶级在经济与政治上得势以后的产物，于17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初期的自由主义在英国和荷兰形成，带有一些明显的特征：维护宗教宽容，崇尚贸易与实业，尊重财产权，支持中产阶级而不拥护贵族与君主。[103]自由主义发展到今天，其内部的思想脉络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不过大致看来，自由主义者都承认，个人是法律的基础，社会和制度存在的目的在于推进个人的目标。政治自由主义者强调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之下公民遵守法律，政府保障人民的权利。政治自由主义尊崇法治并支持民主制。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果是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宪法。尤其是美国宪法修正案出于保障人民权利的需要而对司法机关的权力作出了诸多限制。

但是，以社会安全为首要价值和以功利主义为主要取向的梅根法案对美国一贯坚持的自由主义传统来说是一次背离。梅根法案虽然能够有效保护社区安全，但是其代价则是对犯罪人自由和隐私的极大侵犯。本来刑罚执行完毕已经意味着犯罪人赎清了他的所有罪过，现在却不得不以维护公共安全的名义而到处通报其行踪。至于犯罪人是否已真心悔过显然不是本法案关心的问题。如果梅根法案严格贯彻，必然导致犯罪人无处安身。梅根法案不仅仅是隐私权被侵犯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否决了犯罪人改变的可能性，也否决了监狱的矫正功能。情感经验上，此种法案永远可以打动小区民众的心，因为不犯罪的人或犯罪未被追诉的人，永远多过犯罪而被处罚的人。这种诉诸多数人情感经验的评价标准，美学上可能庸俗化，政治或法律哲学上给集权主义合理化，给多数暴力提供借口。[104](www.xing528.com)

（2）给犯罪人带来的标签效应影响其融入社会。梅根法案与三振出局法都着眼于犯罪人已经犯罪的事实，两者都涉及对行为人前科效应的法律评价，其中三振出局法案侧重前科的刑罚效应而梅根法案侧重前科的非刑罚效应。梅根法案一再强化性犯罪人的前科经历，其实是将犯罪人作为社会“弃子”对待，而社区登记与报告制度的实施，将性犯罪人不光彩的犯罪记录公布于众，这种对犯罪人贴标签的效应会强化犯罪人的耻辱感和失落心理，给其融入社会造成障碍。

现代犯罪学的研究表明，犯罪人出狱后能够顺利融入社会是防止其再犯罪的关键，也是最大的难点。有以下几个因素制约了犯罪人的再社会化：长期监禁造成的对社会生活的脱节、生活技能的下降、人际交流的障碍、反社会意识未完全放弃等。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公众基于犯罪人曾经犯罪的事实而对其形成的非规范性评价，包括社会公众的敌视心理、防范心理并由此导致他们对犯罪人避而远之，以及形成犯罪学概念上的贴标签效应。这种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左右着人们对有过犯罪历史的人的看法。社会公众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对于那些曾经有过犯罪行为的人很难再予以像一般人那样的待遇，总是用有色眼镜来看待有犯罪记录的人。[105]公众的非规范性评价虽然构成了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最大障碍，但是它基于人的自然情感和自我保护的本能产生，本来不应受到指责。国家和刑事司法的任务，应当是为帮助犯罪人回归社会创造更好的条件，帮助社会公众化解对犯罪人的敌视心理，在必要时应当有意弱化犯罪人的犯罪经历。然而梅根法案却以社会通告的方式，唯恐社会公众淡漠对犯罪人的犯罪记忆，这种做法虽然可能加强社区对犯罪人的防范，从而短期内保证社会安全。另一方面却会刺激犯罪人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逼使其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