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振出局法的争议及对经济的压力

尽管法案的出台带着对犯罪人的愤怒、对被害人的同情以及坚信犯罪状况会得到改善的美好愿望，然而由于法案对犯罪人过于严厉的惩处措施、过于泛化的打击范围使得它在实施后不久很快就引起了争议。民众一味盲目地支持该法案，他们甚至连法案的具体内容都没有仔细了解，更无从了解该法案实施后可能造成的巨大不公。支持者认为早就该对累犯采取这样的举措，它一定会明显降低加利福尼亚的暴力犯罪。反对者辩论称法律打击的范围太广，以纳税人难以置信的成本，监禁了许多非暴力罪犯。[92]可以说，这正是三振出局法的主要缺陷。这个法律实行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已经在法庭上引起了大量的混乱。

极具讽刺性的是，克拉斯的父亲马克·卡拉斯是三振出局法的反对者之一。尽管他最初支持这项举措，但是在考察过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法和三振出局法可能带来的影响后，他改变了初衷。马克·卡拉斯对三振法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这个法律打击范围太广，可能对实质上的非暴力罪犯实行无期徒刑。其次，法律太过于昂贵，要么需要大量的征税，要么需要从教育、康复和法律执行上转移花销以支撑监狱建造。用马克·卡拉斯的话来说：“提案对犯轻罪者太严苛而对犯重罪者太温和，将非暴力犯罪与暴力犯罪等同对待，忽视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在伯利被谋杀后，全加利福尼亚人都分享了我的家庭的极度绝望，我们盲目地支持了‘三振已满，请君出局’的提议，错误地相信它只是针对暴力犯罪。实际上，它所宣称的犯罪有3/4都是非暴力的。我们要么为批准恶法的错误付出代价，为我们内部机构对非暴力罪犯处以残酷、非常的刑罚而征税，要么我们一起纠正我们昂贵的错误。”[93]

以后的事实表明，三振出局法的缺陷被马克·卡拉斯不幸言中了。这确实是一个昂贵的错误，以至于几乎没有人支付得起修改或者废止的成本了。鉴于法案的打击范围过于宽泛，2004年加利福尼亚州曾经提出了修改三振出局法的第66号议案，该议案要求第三次重罪必须是特定的暴力犯罪或严重犯罪，才可以被判处至少25年最多终身的监禁，它还提议修改一些重罪的定义。起初的民意调查显示这个议案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但是最后几天发生了重大逆转。反对者认为，第66号议案用语模糊，会造成比想象中更多的犯罪人的刑期被缩短，它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犯罪被划入到非暴力犯罪中。在投票前几天，时任州长施瓦辛格、数名前州长等人现身电视广告，宣传投票反对第66号议案，广告词耸人听闻地告诉公众，如果第66号议案通过，“将会使2.6万名危险的犯罪分子和强奸犯获释”。最终，第66号议案以47.3%赞成，52.7%反对，5.9%弃权的结果被否决。(www.xing528.com)

三振出局法案实施过程中，就大量非暴力犯罪人被处以25年到终身监禁的刑罚是否违背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残酷和非常的刑罚条款存在严重的分歧。虽然2003年3月5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多数意见认为，三振出局法并不违反禁止“残酷和非常规刑罚”的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但是相关的争论并没有被平息。不仅如此，美国理论界也对三振出局法制裁犯罪的效果产生了质疑，因为虽然当初法案的支持者不断渲染犯罪形势的恶化，但是根据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的数字，加利福尼亚州的暴力犯罪率自1990年以来一直在持续降低，真实的犯罪数据与公民的观感出现了不小的落差。[94]虽然三振出局法的支持者们认为这是拜法案所赐，反对者也不否认三振出局法案在控制犯罪方面具有一定的成效，但是他们认为官方夸大了三振出局法的积极作用，经济因素和执法方式对犯罪率降低的作用恐怕要远大于单纯法案的执行。尽管三振法将降低暴力犯罪，事实上也的确降低了暴力犯罪，但是它必须付出巨大的成本。比如：财务成本、法律过于宽泛的范围、对刑事司法体系造成的压力以及最终三振出局法将破坏刑事司法体系可信度的可能性。毫无疑问，这些成本最终都要转嫁到三振出局法试图要保护的民众那里。三振出局法案造成审判法庭和监狱人满为患，已经给刑事司法系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这部分成本必然要通过税收的方式转嫁到民众头上，或者挪用其他公共开支。三振出局法在政府预算上造成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三振出局法，作为刑罚民粹主义的典型代表作品，是具有报复心理的被害人、群情激愤的社会公众、别有用心的媒体和政客们共同合意的产物。虽然我们现在还难以断言这部法律已经完全失败了，但是围绕在它通过和实施过程中的诸多争论表明，它已经进入美国新的有关刑事立法正当性的洼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