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精英的关键动力：迎合公众、赢得选举

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变革，政治过程的去魅化以及人民对传统精英决策者的敬意的贬损导致国家及其代表人的权威性流失。民粹主义者承诺能够修复下降了的社会权威及社会秩序，为民众勾画了一幅看起来更少问题、更少危险以及更少不确定性的未来图景。[64]但是实际上，相比较一项政策的刑罚效果，刑罚民粹主义者更关心它所能获得的选举优势。[65]简而言之，刑罚民粹主义追求的是依靠刑罚政策来赢得选举而不是降低犯罪率或者提升公正。[66]

在美国，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客们被吸引去做刑罚民粹主义的推手，而放弃了通过减少社会不公来减少犯罪。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可能是最早采取这种策略的人，这个策略导致了民主党在1992年和1996年总统竞选中的成功。[67]比尔·克林顿总统在签署梅根法案使之生效时说：“我们尊重人民的权利，但是在今天的美国，没有什么能比父母提高对孩子的安排与关爱水平的权利更重要的权利了。美国警告你，如果你胆敢残害我们的孩子，这个法律将与你如影相随，不管是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还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68]

在美国的一些司法区，针对儿童的性侵害者的抗制措施越来越严厉。2011年卸任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在解释自己支持2005年加州性犯罪侵害者惩罚与控制法案的原因（State's Sexual Predator Punishment and Control Act in 2005）时说：“这个法案意味着你没有借口，也没有第二次或第三次机会去侵害他人。你做了一次，你终身都要付出代价。”[69]无独有偶，新墨西哥州前州长比尔·理查森在建议对性犯罪予以严惩时说：“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新闻——在佛罗里达、爱达荷州以及全国各地，暴力性侵害者正在破坏孩子们的生活，并且给社会造成恐慌……我建议立法者应当出台法律对他们实施终身监禁，穷凶极恶者不得释放以免他们威胁我们的社区和孩子。在控制侵害性侵害者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很显然我们需要做的更多。”[70]显然，这些政策虽然不符合犯罪实际，但是至少符合公众期待。(www.xing528.com)

刑罚民粹主义并不是英美社会独有的现象。在新西兰，从1987年到2002年的选举中，法律与秩序每次都是一个重要的话题。[71]2002年，时任丹麦首相的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在新年致辞中竟然公开声称：我们不需要专家或者仲裁者去教导我们规则……专家暴政压制了公众之间的自由争论。丹麦人民不需要听从那些自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所谓专家的话。专家们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可能是出色的，但是在有关个人的选择面前，我们都是专家。[72]丹麦人民党是右派的民粹主义政党，该党主张对强奸、暴力、性虐待、鲁莽驾驶和虐待动物等罪行执行更严格的刑罚，该党还希望废除刑法中的亵渎与仇恨言论的条款。[73]该党虽然受到一些公众和媒体的嘲弄，但是自建立以来支持率不断上升，在2007年的议会选举中以13.8%的支持率获得了议会25个席位，[74]2009年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两个席位。犯罪问题的民粹化引起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大选中，主要的竞争对手之间围绕犯罪与惩罚议题的政治争论变少了，因为大家都同意增加现有刑事体系的规制范围以及严厉性。[75]政客们感到如果不主张更加严厉的法律的话，在选举中就无法取得胜利，但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犯罪率一直在降低。[76]“法律并非产生于民众的观点，而是必须由利益集团游说，从而得到政治家支持而形成的产物。”[77]总体上看，刑罚民粹主义在政治精英那里不过是他们获得权力的工具，它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政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