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犯罪集体恐惧对刑罚民粹主义的影响

仅仅有被害者力量的崛起对刑罚民粹主义来说仍然是不够的，而受害者力量的兴起的背后正代表了社会公众对犯罪的集体恐惧与焦虑。受害者的特殊境遇恰恰给社会公众表达对犯罪的集体性恐惧提供了管道和平台。公众的拥护，是刑罚民粹主义的第一个正当性资源。

（1）潜在的受害者意识。犯罪是人类历史的悠久现象，无论是肌体健康抑或病入膏肓的社会，犯罪都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在人际紧密结合的社会结构中，犯罪侵害行为具有两方面的指向，直接指向是犯罪的具体被害人，间接指向则是社会公众。犯罪具有传染性，犯罪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恐慌心理会随着人际交往的发生不断传递下去，首先是被害人的近亲属，然后是朋友。现在，犯罪恐慌性会通过新闻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而获得大范围扩散。在犯罪的威胁面前，在媒体的渲染和暗示之下，社会大众会在心理萌生潜在的受害者意识。被害者身份成为大众的自觉意识，大众被建构成大群的被害人。新闻媒体会不断告诉公众，被害人是你身边的人，这种论辩的效果是暗示公众被害人可能就是你自己，即使现在有幸没有受到犯罪侵害，那你自己也是潜在的受害对象。一旦公众将被害人形象转移到自己身上，则受害者意识就初步形成了。潜在的受害者意识是社会公众与犯罪案件中的真正犯罪人的心理连接点，也是社会公众拥护严惩犯罪人各项政策的重要心理动机。刑罚民粹主义就是靠这些心理花招，将公众鼓动起来了。

公众一方面对被害人报以同情式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又对现有的刑事司法体系感到愤怒，这种愤怒会进一步强化个体在犯罪面前的弱势情结。公众不甘自己坦然接受这种命运的安排，他们转而要求刑事司法制度维护自己的利益。美国社会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Criminal justice is justice for criminal（刑事司法就是对罪犯的公正）。[39]在英国，刑罚民粹主义的观念形成于情绪和直觉而不是一些更加量化的指标：比如，市民日常交谈中揭示的对犯罪以及失序现象的关注和不安。[40]因此，当刑罚民粹主义成为有影响力的思潮之后，它确保这一领域的政策更反映公众意愿而非刑事司法制度的价值[41]，将产生深层不安全感的犯罪的恐惧和愤怒以及较少被社会接受的抱怨发泄出来，而更多的立法形式为愤恨情绪树立了一个明确的公开的靶子。[42]这种法律是否有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为大众提供了舒缓情绪、实现满足感的机会。(www.xing528.com)

（2）严惩犯罪的大众心理。现代刑法制度奠基在罪刑相适应、责任主义、过错责任原则等基础之上，并且认为刑事司法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保障犯罪人的权利。社会每个个体都可能是潜在的犯罪人，保护犯罪人的正当利益就是保障整个社会的正当利益。应当说，这套理论是人类几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锤炼的产物，具有相当的真理性。但是，建立在总体经验基础之上的传统刑法价值未必符合社会公众的个体经验。在社会个体看来，传统刑法体系力图向社会公众灌输的“保护犯罪人利益=保护每个国民利益”的逻辑关系并没有在他们的个体经验世界中建立真正的对应关系，也难以在他们的生活中获得真正的印证，因此作为现代刑事司法基础的人权保障原则未必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一旦社会犯罪形势发生剧烈改变，民众非常容易激起反弹情绪。“从社会心理学上来说，一般人很少会将自己假设为一名罪犯，以致设想自己在罹患法网时可能会遭到何种惩罚，因而总会认为刑法更多地是为他人而规设。”[43]既然刑罚是为他人而设，为犯罪人和将来的犯罪人而设，而我作为永远的守法公民，刑法坚持的人权保障原则当然是保护了犯罪人而不是我本人。在这种朴素的情感支配下，社会公众普遍认为对犯罪的同情就是对被害人的残忍，难道被害人比犯罪人还不值得同情吗？在刑罚民粹主义看来，具体的个例比单纯的数字更能反映犯罪的真实状况。结果是民粹主义者对犯罪与惩罚问题的争论都集中于情感而非理性的判断。[44]

Zender指出：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了愤怒的大多数……在最近三十年里，刑事司法体系的天平太过于偏重犯罪人的利益而不是保护公众利益。……我希望感到恐惧的是犯罪人，而不是守法的公众群体。[45]在刑罚民粹主义之下，被判刑的人的利益被认为是与大众利益根本抵触的。如果选择是介于赋予犯罪人更多的限制与暴露大众于更多的风险之间，则今日的常识都会选择更安全的一项。丧失对犯罪人的尊重，大众安全成为绝对首要考量。刑罚民粹主义的假设是：没有什么叫做“曾经的犯罪人”，只有曾经被抓住并且还会再犯的犯罪人，罪恶的人没有什么隐私权能够高于大众完整的知情权利。[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