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主义与刑罚民粹主义核心阶层

被害人这个刑事司法体系中的特殊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凸显，成为刑罚民粹主义最初的力量源泉。在词源上，被害人（victim）源自古代文化中的宗教仪式上的祭祀品。在最初的含义中，这个术语是指在宗教仪式上被杀掉后用来献祭于某种超自然力量或者神灵的人或动物。[32]被害人是刑事司法三角体系的重要一环，但是在国家主义追诉的模式之下，被害人长期处在被遗忘和被忽视的角落。国家刑事制度的建立，着眼的是对犯罪的惩处以及犯罪人利益的维护，现代刑事法学理论和现代刑事司法制度都是以犯罪人为中心的被害人在他们中间没有地位，很多时候甚至只是充当了证人的角色。“随着社会形态和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被害人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演变。但是，演变的结果使人感到并不是像犯罪人的地位那样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而越来越高，相反却是越来越低。”[33]但是二战结束后，这种状况得到了根本改观。不但在理论上专门的犯罪被害人学（Victimology）得以建立，在刑事司法体系中被害人的地位也开始受到充分尊重。

美国学者萨费（Stephen Schafer）将有关对犯罪被害人刑事政策的历史变迁，分为三个时期，并明确地描述了其时代特征。第一期为被害人的黄金时代，日耳曼民族的血亲复仇、赎罪金以及同态复仇思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起作用。但是，随着近代法的完善，被害人的地位开始降低，进入了第二期即被害人的衰退期。现在，正在迎来所谓被害人的复活期。即第一期是认可血族复仇的古代社会。之后，随着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分离，刑罚权被国家独占，对犯罪被害人就考虑得较少了，进入第二期即被害人衰退的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尽管有被害人的位置，但是，主要重视犯罪人的改造自新和重返社会，对于被害人的关心几乎看不见。但是，20世纪60年代，批判这种情况的呼声高涨，开始进入被害人的复活时期。[34]

当学者们还在为被害人的地位争论不休的时候，法律从业人员则指出被害人应当是受到社会和刑事司法制度帮助的群体。下面一些几乎同时出现的运动对改善被害人境遇起到了很大作用：妇女被害人运动、保护儿童权利的努力、对持续增长的犯罪问题的关注、被害人补偿的倡导、法律改革措施以及其他一些因素。[35](www.xing528.com)

受害人在刑罚民粹主义的道路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受害人声称传统的刑法制度过于关注对犯罪人利益的维护，但是被害人和那些守法公民的利益却被不恰当地忽视了。为此被害人积极利用媒体发表观点，影响立法和司法。在日本，一个叫冈村的人在证券交易中给西田造成了巨大损失，为此西田杀害了冈村的妻子作为报复。冈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0年后被告将可能获得假释，而我被杀死的妻子却再也不会回来。”他还严厉批评法官，法官觉得适用死刑过于严重，部分原因是只有一个受害者。冈村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成立了全国犯罪受害者和遗属协会，并担任负责人。该协会主张立法变化并实现了许多改革。这些改革围绕判决严罚化或增加刑罚力度，推动刑事诉讼法的修订。[36]2000年4月，日本一名正在接受交通检查的建筑工人在突然启动汽车、高速逃走的过程中，冲入了人行道导致两名大学生死亡。以此为契机，要求严惩恶劣驾驶者的呼声高涨起来。该事故中失去儿子的盆景艺术家S先生认为：夺取人命反而科处比盗窃处罚更轻的刑罚，和恶劣的驾驶者引起死亡事故的现实不相适应。S先生展开了请求严罚的修改刑法运动，2001年10月，向法务大臣递交了全国各地征集来的37万签名。法务大臣立即着手启动立法程序，新设了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37]

这一系列事实表明，随着被害人主义的崛起，被害人在政治与政策辩论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犯罪被害人不再以被迫接受犯罪损害的那些不幸群体的面目出现。人们关注的也不再是抽象的“公众利益”符号。犯罪人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共同的或集体的感受，而不再被认为是个体的、非典型的。[38]被害人直接遭受犯罪的侵害，他们对犯罪有着旁人难以企及的切身之痛，因而要求严惩犯罪的动机和愿望也就更强烈，这种迫切之情不仅体现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也体现在新的法律增设过程中。被害人已经成为刑事法律体制中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