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驾驶案件的频发给社会的交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贬损了社会的秩序价值，削弱了社会公众的安全体验。醉酒驾驶事故出现以后，媒体、公众、司法机关以及刑法专家都被裹挟进了关于醉酒驾驶的法律争论中。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主要争论体现在两点：①定罪的争论，对醉酒驾驶和飙车案件选用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选择前罪似乎不足以体现醉酒驾驶事故和飙车事故造成的危害后果的严重性，选择后罪面临着主观罪过的证明问题、危险方法的认定问题、公共安全的界定问题等；②量刑的争论，选择前罪最多只能定15年有期徒刑，选择后罪则可以判死刑。但是，媒体并不愿意纠缠于这些技术上的话题，“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报道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51]就醉酒驾驶而言，媒体普遍认为，醉酒驾驶案件增多的原因在于对酒驾的处罚力度畸轻。其例证之一是，根据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修正）第91条，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15日以下拘留和暂扣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500元以上2 0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15日拘留和暂扣6个月驾照和2 000元罚款。其例证之二，一系列危险驾驶的司法案件的处罚都没有达到公众的期望值。在杭州飙车案中，胡斌一审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还是法院顶格处理的结果。[52]在成都孙伟铭案件中，一审法院判处孙伟铭死刑，二审改判孙伟铭无期徒刑，也引起了公众的质疑与失望。法院判决强化了公众这样一种影响：现行法律对醉酒驾驶等行为是软弱的，为了严厉制裁这类行为，立法应当出台制裁醉酒驾驶的更严厉措施。凤凰网在线调查16 341人，结果九成以上的网民都支持增设危险驾驶罪。[53]至此，经由媒体的操作，原本可能是局部的、独立的突发性事件，变成了与全社会各群体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民众注意的视角由事件本身转向了与事件相关的某些母命题。(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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