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话语到话语权力：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信息权力辩析

舆论是指公众的意见或者言行。舆论的形成一般源于两个相反相成的过程，一个是来源于群众自发，另一个来源于有目的的引导。无论是哪种过程，都离不开信息这个舆论的核心要素，而媒体往往又在信息传播和扩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舆论实际上是公众、媒体和信息三种要素的结合体。在现代民主社会，舆论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权力，它依附于政治权力又独立于政治权力，是社会话语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话语权力鲜明印证了福柯所言的“知识—权力”机制及其“技术—权力”机制的有效性。

权力是政治学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概念，它是理解政策制定的关键分析工具。[32]也正因为如此，权力是政治学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成问题的概念之一。[33]不过大致说来，政治学中的权力是一种行为者强制性贯彻自己意志和利益的能力，权力与强力、强权相联系，因而必须有贯彻和保证权力实施的手段，即国家暴力机器和强制性规范等，权力行使的目的是行动者实现自己的利益，保证自己意志的实现。同时权力也体现为权力实施者和被作用者之间的关系。达尔认为，“权力这个词是指各社会单位之间的关系子集，在这些单位中，一个以上的单位的行为在某些条件下依赖于另一些单位的行为”[34]。在传统的权力观的基础之上，福柯提出了一种新的权力观，即知识权力观。传统的权力观乐于将权力与知识对立起来，认为前者代表暴力与压制，而后者代表真理与自由。[35]但是福柯认为，权力不是知识的阻碍，权力不仅压制知识来抬高自己，也会利用知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知识形成也有权力的作用因素。“若没有一个沟通、记录、积累和转移系统，任何知识都不可能形成，这系统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其存在与功能与其它形式的权力紧密相连。反之，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对知识的汲取、占有、分配与保留。从这种层次上看，不存在知识与社会的对立，也不存在科学与国家的对立，而是存在着各种‘权力—知识’的基本形式。”[36]在著名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以监狱为例揭示了近代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监狱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技术，规训促进了现代医学、精神治疗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犯罪学等学科的发展。据此福柯提出：

或许，我们也应该完全抛弃那种传统的想象，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或者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信念，即权力使人疯狂，因此弃绝权力乃是获得知识的条件之一。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构建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与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37](www.xing528.com)

福柯提出的知识和权力互相依附，权力产生知识，真理又反过来论证权力的正当性的观点，[38]相对于传统权力观来说，不失为一种“他者”视角。[39]福柯所称的知识是一种广义的知识，它不仅仅指专门的逻辑认知体系，也包括人类所有的认识固化与实践成果，如技术等。在某种程度上，舆论也是技术的产物。现代民主体系是公共舆论诞生的制度条件，而报纸、广播、电视等现代化的媒介手段既是舆论寄生的载体，也是舆论诞生的技术条件。舆论刺激了信息的复制与再生产，它是信息能力的典型代表。

从权力来源的角度看，不同时代的权力来源在不同时代占据的地位各不相同。英国学者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定义了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即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40]同样，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也认为权力往往与拥有某种资源相关，比如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等。这个判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也是权力的来源，在工业社会，石油和钢铁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而在现代信息社会，信息自然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了。[41]信息时代产生了新的权力来源，也正在改变着传统的权力格局。[42]约瑟夫·奈也注意到权力正在从“拥有雄厚的资本”转向“拥有丰富的信息”。[43]信息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信息作为社会成员的联系机制，通过传递、沟通、交流、互动等手段，能够使社会要素产生新的组合关系，刺激和推动社会的变革。如此一来对信息的控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信息控制一般采取两种手段，控制信息源与控制信息载体，通过有意识地对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可以有选择地扩大某些信息的影响力，或者缩小某些信息的影响力。即使无法做到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加入“信息噪声”的方式，冲淡民众对某些信息的注意力。信息控制的核心当然是控制舆论，控制舆论也就控制了信息的话语权力。为了保证对信息拥有绝对的垄断权力，世界各国政府都会努力宰制和渗透媒体，大众传媒也往往与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些传媒本身就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信息没有体现出超然的独立性，这反过来也挤压了舆论产生的公共空间。不过，随着传媒的市场化，媒体的政治属性开始削弱，公共性增强，甚至表现出了对政治权力的离心倾向，尤其是网络媒体出现之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的出现赋予了社会公众参与信息的机会和权力，信息权力主体具有了大众化趋势，以往无论是来源于政治、经济，还是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权力，其主体往往是少数社会精英，是一种精英话语权，而信息权力的主体则由精英转向大众，是一种大众话语权。[44]社会大众参与信息的生产并进而主导舆论的生成，表明了舆论作为一种信息权力，真正由依附性的权力话语变成独立性的话语权力。媒体话语的独立性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尤其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舆论不但不再轻易受到政治权力的蛊惑与诱导，不容易盲从政治权力设定的政策议题，开始建立自己独立的立场和价值观念，还具有了制造议题的能力，从而倒逼政治权力的决策者们予以哪怕有限程度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