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黑客帝国》系统中，反派特工史密斯代表了系统自带的杀毒程序，作为救世主的男主人公尼奥以不恰当的方式删除了他，导致系统产生逻辑运算错误，史密斯掌握了尼奥的源代码并蜕变成为病毒。史密斯尾大不掉严重威胁了系统的安全，为此尼奥与系统达成了以杀掉史密斯为条件换取人类和平的交易。在第三部《矩阵革命》的大结局中，尼奥选择让史密斯感染自己，正当史密斯为杀掉尼奥倍感庆幸时，却发现他的源代码在感染尼奥过程中被系统获得。最终的结果是尼奥和史密斯同归于尽，系统获得了新的生机。为什么尼奥死了史密斯也无法存活？这是因为尼奥与史密斯作为针锋相对的两极，它们互相以对方为存在依据，一旦一方死去另一方就无法单独苟活。笔者多年前看到该片时就有一个感受：将“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源代码代入尼奥与史密斯身上时，这种逻辑关系也是成立。犯罪是一种恶，刑罚的目的是惩罚犯罪，刑罚也是一种恶，但却是必要之恶。刑罚作为犯罪之对立面，因犯罪存在而存在，犯罪就是刑罚的存在根据。关于这个问题，黑格尔曾经以更加学术化的语言表述过：
犯罪行动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犯罪的概念，即犯罪自在自为的理性方面——这一方面国家应主张其有效，不问个人有没有表示同意——而且是形式的合理性，即单个人的希求。认为刑罚既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重他是理性的存在。如果不从犯人行为中去寻找刑罚的概念和尺度，他就得不到尊重。[3]
黑格尔以犯罪来求证刑罚存在的根据，揭示了刑罚正当性的一个界面，笔者将之简化为“刑罚为什么”，但是仅凭上述论断还不足以揭示另一个更为前置的问题：“为什么是刑罚”。国家垄断刑罚这种专断化权力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刑罚——包括其他强力——在道德上是对的？自国家出现以来，它就成为困扰统治者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并且伴随着政权的始终。在西方，至少从古希腊时期开始，一个社会的权力的归属以及权力关系如何安排就已经成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格外关注的问题。当时的一个历史事件和一出戏剧揭示了正当性问题的重要性。
一个历史事件是公元前416年雅典人对米洛斯岛的侵略。这场战争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中期。雅典人基本确立了海上霸权地位，但是它的死敌拉栖代梦人的移民占据的米洛斯岛仍然对雅典人采取敌视态度。雅典人派出了强大的军队征伐米洛斯岛，这场战争实力悬殊，但是雅典统帅认为米洛斯岛并不容易对付，因此派出使团寻求与米洛斯人的谈判。双方展开了一场著名的“米洛斯人的对话”，并被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
米洛斯人：“……如果我们证明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拒不向你们投降，那么结果就是战争；反之，如果我们听从你们的要求，我们就会沦为奴隶。”
雅典人：“……我们双方都知道，当今世界通行的规则是，正义的基础是双方实力均衡；同时我们也知道，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
米洛斯人：“在我们看来，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你们强迫我们置正义的原则于不顾，而只是从利害关系着眼，我们被迫这样说——你们不应该破坏对我们大家都有益的原则，即处于险境中的人们行使正当的权利仍然是公正的，如果通行这个原则，尽管不是很有效，但是处于险境中的人们仍可以通过辩护来维护自身利益……”(www.xing528.com)
雅典人：“……这个法则并不是我们的首创，也不是我们首先将它付诸行动；我们发现它由来已久，并将与世长存。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只是运用了这个法则，你们及其他任何人如果有了我们现在的实力，也会做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谈判以米洛斯人拒不投降而结束，罗马的将军发动了进攻，并毫无悬念地占领了米洛斯岛，将成年男子全部处死，并把妇女、儿童卖为奴隶。[4]据信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关于政治正当性的公开辩论。[5]
一个戏剧是指希腊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经典作品：《安提戈涅》（Antigone）。故事梗概大致如下：俄狄浦斯王得知自己弑父娶母，因此自挖双目，游吟四海，并客死他乡，留下二子二女。二子为争夺王位，刀兵相见。一子波利尼西斯率岳父城邦的军队攻打底比斯，另一子厄特俄克勒斯率底比斯的军队抵抗，两人都战死沙场。俄狄浦斯王之母/妻的弟弟科瑞翁继任底比斯城邦的王位。为惩罚叛徒，科瑞翁下令不许安葬波利尼西斯，违者处死。俄狄浦斯之女安提戈涅挑战科瑞翁的政令，认为哥哥即使是叛徒，也应当得到安葬，因为人死后入土为安，这是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法。科瑞翁判安提戈涅死刑，将她关进墓室，让其自然死亡。安提戈涅的未婚夫、科瑞翁之子海蒙为了爱情而自杀，并导致科瑞翁的妻子自杀。科瑞翁陷于极度的痛苦。
学者们通常认为，安提戈涅挑战科瑞翁的法令代表了普遍的自然法或“更高的法”（higher law）对实在法的挑战，并且有一种公正的法（戏剧中是指“神定的法”）可以超越国王制定的法。[6]
关于米洛斯人的对话与《安提戈涅》戏剧一般很少有学者将其并列讨论，因为它们反映的正当性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前者的主题是政治行为的正当性，后者的主题是法律的合法性。米洛斯人的对话中，米洛斯人向雅典人强调他们的征服行为是不正义的，暴力不能保证权力在道德上是对的。[7]而雅典人一方面强调正义的原则来源于现实的政治逻辑——双方实力均衡，其次强调它们的做法来自于传统——这个法则不是我们首创，最后指出这个做法米洛斯人也是认可的——你们及其他任何人如果有了我们现在的实力，也会做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通过这三个方面来说明武力征服的合理性。但是雅典人的辩白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正义的原则来自于实力均衡，那么米洛斯人的质疑就不复存在了，而不论是谁开创了弱肉强食的传统，也不论米洛斯人是否会步雅典人的后尘，都不能表明暴力在道德上是对的。米洛斯人的疑问表明，雅典人的行为不具有正当性。在《安提戈涅》中，科瑞翁下令不许安葬波利尼西斯的表面的理由在于波利尼西斯是个叛徒，但是考虑到科瑞翁获得王位几乎是一种偶然——仅仅因为俄狄浦斯及其两个儿子的意外离世，科瑞翁的权力既不来自子继父业（传统方式），也不来自选举或其他程序（法定方式），他的权力缺少足够的政治合法性。[8]科瑞翁下令不许安葬波利尼西斯就有了另外一层意思：通过强化波利尼西斯的叛徒身份的方式，表明自己获得权力的合法性，通过颁布法令并强制施行的方式，表明自己实际运用法律的合法性。但是，科瑞翁的做法受到了安提戈涅的抵制，尽管安提戈涅的主观目的未必是挑战科瑞翁权力的政治合法性，但是科瑞翁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却不得不对安提戈涅施以严厉的处罚。因此，不管是米洛斯人以正义原则抗拒希腊人的征服，还是安提戈涅以神定法抗拒科瑞翁的法令，他们指向的共同问题是：我凭什么服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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