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法律思想及其重要地位

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鳞，号太炎，生于浙江苏杭县（今余杭）。章太炎一生思想多变。他自幼学习儒家经典，22岁师从著名经学大事俞樾学习经学。甲午战争后，章太炎开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因遭清政府通缉，逃亡日本，其思想转向民主革命。1910年，他重新组织光复会，与同盟会分裂。1911年底，回到上海的章太炎提出“革命家兴，革命党消”的口号，积极拥护袁世凯。章太炎既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又反对代议制；他既鼓吹反帝反清，却又有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在他的思想中，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生物进化论、无政府主义、佛教精神、传统儒学等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存在过。章太炎著作颇多，主要著作有《訄书》《国故论衡》《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

（一）赞扬法家“法治”，提倡法律至上主义

在章太炎的法律思想中，他对古代法家“法治”极为推崇，并以此批判人治，倡言法律至上。章太炎认为，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对法家的批评多是污蔑不实之词，应该为他们平反。例如商鞅，在章太炎眼里，商鞅言行利民，而非“抑民”，是个以刑维法的“骨鲠之臣”，而不是“曲法以求容阅”的“恣君”小人。他说，商鞅“以法家之骛，终使民生；以法家之刻，终使民膏泽”（法像猛禽一样的严厉，目的在于使老百姓能安居乐业，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根本就不存在压抑剥夺民权的道理。因为“鞅之作法也，尽九变以笼五官，核其宪度而为治本”。使国家有秩序，老百姓有规矩，除非“民有主率，计画至无俚，则始济以攫杀援噬”。^[11]可见，商鞅之法，“非以刑为法之本也”。

章太炎对法家肯定得较多，并非站在个人好恶的立场上去颂扬法家，而是从救亡图存出发，幻想将西方的资产阶级法制与中国旧的法治传统糅合起来，建立一个具有法治秩序的新社会，只要上上下下都“专重法律，足以为治”。

（二）怀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反对资产阶级代议制

章太炎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曾对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表示向往与追慕。但是，章太炎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世界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东西方列强帝国对外残酷压迫弱小民族，对内剥削普通民众，阶级矛盾尖锐。时代和环境不能不对章太炎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从而使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他说：“综观今世所谓文明之国，其屠戮异洲异色种人，盖有甚于桀纣。”他以法国压迫殖民地越南为例，指出：“今法人之于越南，生则有税，死则有税，乞食有税，清厕有税，毁谤者杀，越境者杀，集会者杀，其酷虐为旷古所未有。”^[12]法国是近代资本主义革命的发祥地，也是众多西方政治、法律理论的发源地，但“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这种怀疑西方法律文明的思想一改西学东渐情势下“西学”对“中学”猛烈冲击的势头，体现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西方历史、文明有了较深的了解后，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怀疑，开始寻求摆脱文化从属上的弱势心态。

《代议然否论》^[13]是章太炎全面阐述其反对议会制度的一篇政论。章太炎从几个方面论述了他否定代议制的观点。第一，章太炎认为西方民主代议制已至末流，中国不可照搬。原因在于议员的选举条件和产生程序只会有利于富有阶层，“徒令豪民得志”，而普通百姓从中无法受益。所以，章太炎认为，革命成功后，实行总统制的共和政体是正确的，但不能实行代议制。第二，他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认为代议制不适合中国。章太炎从人口数量分析着手，指出中国当时人口约有4亿2千万，如果以西方惯例选出700名议员的话，那么“除去妇女、童儿，入选场者，大率二十万人”才能选出一人。另外，还要考虑到选民素质，“愚陋恒民之所属目，本不在学术方略，而在权力过人”，他们了解最多的人，只会是附近的土豪。由这样的人组成的国会，“名为国会，实为奸府”。第三，章太炎提出，议会的功能就是立法，以法律治国。而立法权并非一定要由议会掌握才行，在他看来，像他这样“明习法律”“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的专家、学者掌握立法权，才能够实现保障民众利益和兴民权的理想。

（三）独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在反对代议制的同时，章太炎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分四权”“置四法”的共和国方案。^[14]章太炎认为，政治法律制度在坚持“主权在民”的前提下，应该因地制宜，因循当地的民风习俗而定，而不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其方案是设四权，即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外，再设教育一权。在权力制衡和职能分工上：要限制元首权力，“总统惟主行政国防，于外交则为代表，他无得与”，“总统有罪得逮治罢黜”；司法独立，“司法不为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除小学校和海陆军学校外，其他“学校皆独立，长官与总统敌体”；制定宪法，他认为虽然“代议不可行、而国是必素定，陈之版法，使后昆无得革更”，人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议政之权。

所谓“四法”，即“一曰均配地权，使耕者不为佃奴；二曰官办工厂，使佣人得分赢利；三曰限制相承，使富者不传子孙；四曰公散议员，使政党不敢纳贿”。章太炎后来又对“四法”的提法做了修正。例如，均分地权改为限制田产，因为他认为，“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则大悖乎理；照田价而悉由国家收买，则又无此款，故绝对难行”，还将限制相承改为征收遗产税。

整体来看，章太炎的思想主张，前后并不一致。晚清时期，他反对帝制，主张革命；革命成功后，提出“革命家兴，革命党消”，处处与孙中山为难；他投靠袁世凯政府，又反对帝制；他抨击地方割据，但又与不少军阀往来密切。但整体而言，章太炎的法律思想在近代社会法律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

【注释】

[1]参见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下册），张知本校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页。

[2]居正：“司法党化问题”，载《东方杂志》1935年第10期。(www.xing528.com)

[3]《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1页。

[4]《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页。

[5]《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页。

[6]《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1、705页。

[7]《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9页。

[8]《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页。

[9]《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1页。

[10]《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9页。

[11]《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

[12]《章氏丛书》别录卷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版，第75页。

[13]汤志钧主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6-470页。

[14]《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