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迅即在北方稳固了统治，而在江南人文经济发达之地，却受到了顽强的反抗。清军入江南之时，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颁布了剃发改服命令，因受到激烈抵抗，遂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三日抵抗等惨剧。及至统治稳定，黎民百姓生活虽已稍微安定，可民间反清复明的心理和情绪仍在。反清起事多以“朱三太子”为号召，吕留良弟子曾静曾游说岳钟琪以岳飞后代身份为兴复之举。民间还传播诸多关于清皇室的流言，比如孝庄下嫁、顺治与董小宛的恋情、顺治出家、雍正得位不正、吕四娘刺杀雍正、乾隆为汉人陈氏之子等等。这些故事扑朔迷离、真伪难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人对清廷统治之讥讽。清廷震惊于江南士气民风对其统治之威胁，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用科场案和文字狱等手段，重新确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使政统道统合二为一。
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发生丁酉江南科场案，是中国自有科举以来最严厉的作弊处罚事件。受到处罚的文人甚多，如吴兆骞、方拱乾等被流放到宁古塔，处境凄苦。孟森先生即一针见血指出：“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弟兄叔侄，连坐而同科，罪有甚于大逆，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32]顺治还曾下令禁止文人士子会盟结社聚众讲学，可只有禁令仍不足以钳制言论，打击反清排满思想，于是大兴文字狱。清朝的文字狱，主要集中在所谓盛世的康雍乾三朝，前后百多年，大小案件一百多起，两百多人被判处死刑，受到株连的更不可胜数。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朝廷之政策是揭发有功，隐匿不报或办理不力者有罪，告密诬陷之风因而大盛。有人牵强附会，断章取义，从而告密邀功；有人挟嫌诬陷，凭空捏造，以图报复。文网密布，冤狱迭起，文人士子人人自危，惟恐一不小心陷入文网，或是受到株连，祸从天降。[33]刘师培对比明清两朝之学术，有这样的论断：“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盖士之朴者，惟知诵习帖括以期弋获，才智之士惮于文网、迫于饥寒，全身畏害之不暇，而用世之念汨于无形，加以廉耻道丧，清议荡然，流俗沈昏，无复崇儒重道，以爵位之尊卑，判己身之荣辱，由是儒之名目贱，而所治之学亦异。”[34]
立法力求“法令省略”，司法企望“几于刑措”，是帝制中国历代王朝的理想。每当王朝初建，统治者颁布新法令，以荡除繁苛。但之后法网日密，讼狱繁多。《清史稿·刑法志》讲：“嘉庆以降，按期开馆，沿道光、咸丰以迄同治，条例乃增至一千八百九十有二。盖清代定例，一如宋时之编敕，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虚文，而例遂愈滋繁碎。其间前后抵触，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或一事设一例，或一省一地方专一例，甚且因此例而生彼例，不惟与他部则例参差，即一例分载各门者，亦不无歧异。辗转纠纷，易滋高下。”由于成文法条繁密芜杂，弊端丛生，清朝法制几乎没有良性革新的可能。及至海禁大开，面对社会巨变，清朝法律开始步入近代转型新阶段。
【注释】
[1]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一，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36年版，第13页。
[2]《大清律例》“点校说明”，田涛、郑秦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考杨一凡：《重新认识中国法律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7-346页；王旭：《则例沿革稽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37-304页。
[4]参考杨一凡：《历代例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185页、第300页。
[5]舒化：“重修问刑条例题稿”，转引自沈家本撰：《历代刑法考》（第二册），邓经元等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37页。
[6]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四册），邓经元等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63页。
[7]薛允升：《读例存疑重刊本》（第一册），黄静嘉编校，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68页。
[8]赵尔巽等：《清史稿·刑法志一》。
[9]《大清律例》，郑秦、田涛点校，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187页。
[10]参见杨一凡主编：《中国法制史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109页。
[11]薛允升著述、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第四册），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709-712页。
[12]薛允升著述、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第三册），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621-622页。
[13]薛允升著述、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第三册），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506页。
[14]［日］仁井田陞：“明清时代的一田两主习惯及其成立”，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11页；寺田浩明：“田面田底惯例的法律性——以概念性的分析为主”，载杨一凡、寺田浩明主编：《日本学者中国法制史论著选·明清卷》，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49页。
[15]参考赵冈：“永佃制的经济功能”，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16]应槚：《大明律释义》卷五“典卖田宅”：“以田宅质人而取其财曰典，以田宅与人而易其财曰卖。典可赎，卖不可赎也。”(www.xing528.com)
[17]薛允升著述、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第二册），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281-283页。
[18]薛允升著述、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第四册），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757页。
[19]薛允升著述、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第二册），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248页。
[20]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一五“职官二”。
[21]《世宗宪皇帝圣训》卷二十四，雍正二年甲辰二月壬申。
[22]吉同钧：《秋审条款讲义序》，《乐素堂文集》，闫晓君整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
[23]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一四“职官一”。
[24]参考文孚纂修：《钦定六部处分则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嘉庆《大清会典》卷五十二。
[25]汪辉祖：《学治臆说·序》，载杨一凡编：《古代折狱要览》（第九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17页。
[26]参见张伟仁：《清代的法学教育》，载《魔镜——法学教育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
[27]那思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28]《钦定大清会典》（第二十册）。
[29]孙家红：《视野放宽：对于清代秋审结果的新考察》，载《清史研究》2007年第3期。
[30]黄源盛：《中国法史导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99页。
[31]参考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文集》（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212页。
[32]孟森：《心史丛刊一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页。
[33]参考孔立：《清代文字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页。
[34]刘师培：《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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