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刑法制度，继承了前代刑法严惩侵犯君父、重典打击盗贼、准服制罪、严以治吏等方面的成果，采纳了历代已逐渐发展成熟的累犯加重、自首减刑、区分首从、从新兼从轻等技术原则，同时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主要包括：
（一）维护满人法律特权
清王朝的满汉一家建立在满人优先的基础之上，凡是旗人，皆有法律上的特权。这种特权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凡旗人犯罪，在刑罚上皆有优待：笞杖改为鞭责，流刑充军予以期限不等的枷号即可免予发遣；杂犯死罪，亦可折枷；真犯死罪当斩立决者亦可减为斩监候；罪当刺字者，只刺臂而不刺面。旗人犯罪案件由特定司法机关审理，具体而言，京师旗人案件由步军统领衙门、内务府慎刑司审理；地方旗人案件，由专管旗人事务的理事厅审理，州县官可以会审，但不能独审。这种单独司法管辖特权，到咸丰朝以后才逐步取消。对旗人的法律特权保护，最著者莫过于清初推行的弊政圈地和逃人法以及随后的《督捕则例》。
清军入关定鼎之后，大量的满蒙亲贵、八旗将士、官吏、随军家属以及包衣（奴仆）等涌入北京，朝廷亟待解决其生计问题。以摄政王多尔衮为首的清廷决定圈占京郊的土地，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下令将近京各州县的“无主荒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称为“圈地”。不久又将圈地之范围扩大到直隶境内七府七十多个州县，圈占了数量庞大的土地。名义上圈占的是“无主荒田”，实际上是强行圈占民田，造成了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被圈占土地的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还没有了人身自由。如不甘心投充到八旗牛录下为奴，或已为奴但不堪忍受虐待，就只有流亡一途。这些流亡者就成为“逃人”。“逃人”数量大了，自然严重影响到旗人生计，进而威胁到清廷统治。为严惩此种逃亡行为，清廷制定了严苛的逃人法。
早在关外时期，满洲政权即有逃人法之制定。入关之后，清廷即将此进一步系统化。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清廷设立了兵部督捕衙门，置督捕侍郎满汉各一人，下设左右理事官等以及专门的刑狱。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皇帝先后发布了十余次诏令，以修订、扩充严惩逃人的法令。这些法令总称为逃人法。
兵部督捕衙门设立后，对零散的逃人法进行整理编纂，其结果则是《督捕则例》的出台。《督捕则例》主要内容包括：①严厉惩办窝主。窝主即是窝藏逃人者。“逃人之多，因有窝逃之人，故立法不得不严。”凡隐匿逃人者，庶民“正法，家产入官”；文武官员“将本官并妻、子流徙，家产入官”，生员、僧道皆不能免。对窝主的惩罚严厉程度，与谋反、谋逆无殊。当时即有一些高官因窝逃而被处死，如广西巡抚郭肇基等，甚至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亦被议削王爵和罚银，耿仲明更是畏罪自杀。②惩罚逃亡者。包衣逃走一次者，鞭一百，交还原主；二次者处罚依旧；三次者，正法。凡被拿获的逃人均在脸上刺字。很离奇的是，窝主所得惩罚较之逃人本犯还重。③奖励告奸。拿获逃人者，赏银二两；告发窝逃者，将窝主家产三分之一赏给告发者。④奖惩有关官员。拿获逃人者奖赏，隐匿、贻误者重罚。
逃人法制定以后，雷厉风行，缉拿追捕，株连牵引，逃人饥民辗转沟壑，无人敢收留，地方官惧怕逃人法而不得自保，地痞无赖则大兴告奸，借举报逃人讹诈，中原大地笼罩在恐怖之中。许多汉官抵制逃人法，但清廷为立威巩固政权，推行起来反而变本加厉，成为清初一大弊政。直到康雍乾时期，朝廷对《督捕则例》多次更改重修，施行才不如当初之严格。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督捕衙门由兵部改隶刑部，成为刑部督捕司。即便如此，《督捕则例》一直保留到清末。
（二）刑种变更(www.xing528.com)
清律中的刑种为笞、杖、徒、流、死五刑：笞刑五等，从十到五十；杖刑五等，从六十到一百；徒刑五等，以半年为差，刑期从一年至三年；流刑三等，以五百里为差，从二千里到三千里；死刑分斩、绞二等，有立决、监候之别。立决即“决不待时”，只要皇帝核准，即可执行；监候即将罪犯暂行关押，等到秋审之后再定是否执行死刑。
除了律文所规定的五刑这一常刑外，还有一些派生刑和附加刑。主要有：①死刑类的凌迟、枭首和戮尸。凌迟即通常所谓的“千刀万剐”，为死刑最重者，一般用于谋反、谋大逆等；枭首是悬挂头颅于城门或街市以示众警戒，多用于强盗罪；戮尸是脔割罪犯的尸体以示众，多用于恶逆、强盗应枭首而先身故者。②流刑类的充军和发遣。清代的充军刑乃沿袭明代的弊政，初为发配边疆戍所充军役，后并不真正入军营服役，与流刑无异。充军分为附近、近边、边远、极边和烟瘴五等，乾隆时制定的《五军道里表》详细规定了各类充军的远近处所。发遣即“发给批甲人为奴”，常见的有发遣到尚阳堡、宁古塔和乌拉等地。③附加刑类的枷号和刺字。枷号是罪犯戴枷在衙门口或城门口示众，多为盗匪奸淫罪犯的附加刑，期限有一日数日、一月二月、半年一年，甚至有永远枷号的。刺字即附加墨刑，初犯刺臂，惯犯刺面，多用于盗贼。
清代对于罪犯的处罚所用的刑制，还因其所犯之罪为“真犯”和“杂犯”而有别。真犯即实犯，一般是“有心故犯”；杂犯是过误或牵连致罪者。具体而言，“真犯死罪”，一般是指十恶、故杀人、反逆缘坐、监守自盗、略人略卖人、受财枉法等严重且为法定死刑的犯罪；“杂犯死罪”则是过失杀人、误杀人、斗殴杀人及某些职务罪等虽法有死刑，但恶性不太严重的犯罪。流刑亦有真犯、杂犯之别。“真犯流罪”指的是谋反、谋叛、谋大逆等犯罪者的亲属应流，及不道、杀人、会赦，犹流者；“杂犯流罪”则指因过失杀人、误杀人及某些职务罪而处流刑或因牵连而处流刑者。真犯一般处以实刑，杂犯一般用折易替代执行。比如，杂犯死罪一般不执行死刑，照例减等为五年徒刑，即“杂犯死罪准徒五年”；杂犯流罪一般折为徒刑，即“杂犯流罪总徒四年”。
（三）特定罪名
清廷为维护社会秩序，重点打击盗贼，制定了一些前代所未有的条例，予以严惩。明律规定一般强盗罪最重处流刑三千里，清律则加重处罚，规定强盗已行虽不得财，处杖一百流三千里；只要得了事主财产，不分首从皆斩。康熙年间，刑部参酌明末《问刑条例》，议复安徽巡抚题准定例，规定：“凡响马强盗，执有弓矢军器，白日邀劫道路，赃证明白者，俱不分人数多寡，曾否伤人，依律处决，于行劫处枭首示众。其江洋行劫大盗，俱照此例立斩枭示。”到咸丰年间，更有对强盗就地正法之规定。为对付“恐吓取财”的凶恶棍徒，清代还有两则条例，一为“徒棍生事扰害例”，另一为“光棍设法索诈官民例”。其内容分别为“凡凶恶棍徒，屡次生事行凶，无故扰害良人，人所共知，确有实据者，发极边足四千里者安置。如并无凶恶实迹，偶然挟诈逞凶，及屡次藉端索借，赃数无多，尚非实在凶恶者，仍照所犯之罪，各依本律本例定拟，不得滥引此例。”“凡恶棍设法索诈官民，或张帖或捏告各衙门，或勒写借约，吓诈取财，或因斗殴，纠众系颈，谎言欠债，逼写文券，或因诈财不遂，竟行殴毙，此等情罪重大实在光棍，事发者，不分曾否得财，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俱绞监候。其犯人家主父兄，各笞五十；系官，交该部议处。如家主父兄首者免罪，犯人仍照例治罪。”[11]虽然明代《问刑条例》亦有光棍字样，但处罚未及于死。这种严刑峻罚的效果如何，薛允升有段评述值得玩味：
强盗律系不分首从皆斩。康熙、雍正年间，始分别法所难宥及情有可原，乾隆五年纂为定例，盖百数十年矣。咸丰年间仍不分首从，一概拟斩。此又刑典中一大关键也。平情而论，律文未免太严，改为分别首从，尚属得平，亦可见尔时盗案不似后此之多。夫盗风之炽，必有所由，徒事刑法，窃恐未能止息。自严定新例以来，每年正法之犯，总不下数百起，而愈办愈多，其成效亦可睹矣。言事者，但知非严刑峻法，不足以遏止盗风，而于教化吏治，置之不论。舍本而言末，其谓之何？世之治也，犯法者少。刑虽重，而不轻用。迨其后，法不足以胜奸，而遂立重辟，乃法愈重，而犯者逾多，亦何益乎？且从前盗犯，各省必题准后，方行处决。近数十年以来，先行就地正法后始奏闻者，比比皆是，且有并不奏闻者，而盗风仍未止息。重法之不能禁盗，其显然者也。兴言至此，可胜叹哉！[12]
因南明残部据东南海疆抗清，清廷遂以严刑禁阻沿海外贸。清初曾颁行《禁海令》，规定沿海居民“寸板不得下海”；旋即颁布《迁海令》，强制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越界者斩。海外贸易遂被完全阻绝。平台一统之后，海禁依然，仅留广州一口通商。《大清律例》中有不少关于严惩违禁下海的条文。乾隆五年的《钦定大清律例》有“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律条，规定：“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监候，因而走泄事情者，斩监候。”其后有多条例文予以具体规定且加重处罚。如“私造海船”条例有云：“凡沿海地方，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私造海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枭示。其父兄、伯叔与弟知情分赃，杖一百、流三千里。如不知情之父兄，仍照不能禁约子弟为盗例，杖一百。”[13]此种情况，直至鸦片战争后才被外力强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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