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的法律思想总结及对明代法律的建议

丘濬（1421-1495年），广东琼山人，字仲深，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他的《大学衍义补》是对汉代以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一次全面总结。

（一）关于德礼刑政

在《大学衍义补》中，丘濬引用孔子所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及朱熹关于“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这段论述，认为经书所言治道，不外乎德礼政刑四者，至于四者关系，丘濬称：“有政刑而无德礼，是谓徒法；有德礼而无政刑，是谓徒善。为政之道于斯四者，诚不可以缺一者也。”^[103]

他仍然强调刑罚对教化的辅助作用，“礼乐者，刑政之本。刑政者，礼乐之辅。古之帝王，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者，不过举此四者措之而已。是则所谓修道之教，王者之道，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者也”，“行此礼乐之道，则有法制禁令，防此礼乐之失，则有刑罚、宪度。”^[104]作为治理国家的手段，礼乐刑政虽有主次之分，但其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约束百姓，从而建构一种统治秩序：“礼乐刑政，其致一也。必有礼乐以为刑政之本，则政事之行，刑罚之施，皆本乎自然之理，以立为当然之制，使民知所避而不敢违。是以民生日用之间，心志有所主，耳目有所加，举动云为有所制，是以不犯于有司。”^[105]

（二）关于立法

在评价汉和帝时陈宠修定律令方面，丘濬非常认可汉代“论事往往主于经义，而言刑者必与礼并”，他认为陈宠修定律令时以经义为标准的做法，应该成为后世立法的根本：“其所平定惟取其应经合义者，则百世定律之至言要道也。”^[106]关于明代法律，丘濬认为律名“虽沿于唐，而实皆因时以定制、缘情以制刑，上稽天理，中顺时宜，下合人情，立百世之准绳，为百王之宪度，自有法律以来所未有也。”即便如此，还是要讲究因时定制，毕竟法久则弊，“盖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刍狗，此必然之势，亦自然之理也。”

丘濬还谈到了修改法律和程序：“请下明诏，会官计议，本之经典，酌诸事情，揆之时宜，凡律文于今有窒碍者明白详着于本文之下。若本无窒碍，而所司偶因一事有所规避，遂为故事者，则改正之。仍敕法司，自时厥后，内外法司断狱一遵夫成宪，若事有窒碍，明白具奏集议，不许辄引前比，违者治以专擅之罪。如此，则法令画一，情罪相当而民志不惑矣。”^[107]丘濬认为，虽然明朝法律仅四百六十条，在律之外也没有像唐宋朝那样编纂格敕，^[108]但其实早在洪武六年，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修律时，便“又有《洪武礼制》《诸司职掌》之作，与夫《大诰》三编及《大诰武臣》等书。凡唐宋所谓律、令、格、式与其编敕，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旧名尔。”^[109]至于明代中后期条例存在的理由及其与律的关系，丘濬认为：“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时之宜。法所不载而后用例，可也。既有法矣，何用例为？若夫其间世异势殊，人情所宜，土俗所异，因时救弊，不得不然。”如果律例之间相互冲突，如何适用则由皇帝决定，“有不得尽如法者，则引法与例，取裁于上可也。”^[110]

（三）关于刑法(www.xing528.com)

关于刑法的作用，丘濬还是强调“刑以弼教，论罪者必当以教为主。”^[111]他认为以刑弼教，正是古代圣人制刑的本意，“盖恐世之人不能循夫五伦之教，故制刑以辅弼之。使其为子皆孝，为臣皆忠，为兄弟皆友。居上者则必慈，与人者则必信。夫必守义，妇必守礼。有一不然，则入于法而刑辟之所必加也。”^[112]丘濬认为刑法应该宽严适中，“帝王之道，莫大于中。中也者，在心则不偏不倚，在事则无过不及。帝王传授心法，以此为传道之要。”^[113]丘濬引用《吕刑》“民之乱罔不中”的句子，指出：“治民之道无有过于中者也，是故先王立法制刑，莫不用中。中则无过，无不及，可以常用而无弊。”^[114]立法要宽严适中，执法也要不偏不倚，“盖民不幸犯于有司，所以罪之者，皆彼所自取也。吾固无容心于其间，不偏于此，亦不倚于彼，一惟其情实焉。既得其情，则权其罪之轻重，而施以其刑。其刑上下，不惟无太过，且无不及焉，夫是之谓中，夫是之谓祥刑。”^[115]

丘濬反对酷刑，甚至把酷刑问题与王朝兴亡联系起来：“人君之酷刑，皆足以失人心而亡国。”^[116]对于宋代实行刺配，丘濬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这种恢复肉刑的做法，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宋人于今五刑之外，又为刺配之法，岂非所谓六刑乎？聚罪废无聊之人于牢城之中，使之合群以构怨，其愤愤不平之心无所于泄心中之意。虽欲自新，而面上之文已不可去。其亡去为盗、梃起为乱，又何怪哉？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迄不能制之，是皆刺配之徒，在在而有以为之耳目也。”^[117]

丘濬还反对赎刑，“夫罪入五刑而可疑者，使富而有金者，出金以赎其罪可矣。若夫无立锥之民而犯大辟之罪，何从而得金千锾乎？如是，则罪之疑者，富者得生，贫者坐死，是岂圣人之刑哉？”他认为赎刑虽是帝王之法，但也只是用于学校，用以培养士大夫廉耻之心，后世把它变为常法，用于纳粟实边、财政征收尚可称不得已而为之，但若把它定为常制，就是借百姓犯法为国图利了。这样做如果说为国尚可，但地方官却借此为自己图利，甚至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因此丘濬请求“乞敕法司申明旧比，再有犯者坐以枉法，终身不齿，庶几奸弊少息乎。”^[118]

关于复仇引发的犯罪行为，丘濬在道义上给予肯定：“复仇之义，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一旦自己所亲所爱为他人所杀，自己不去报仇只能被人蔑视，正因如此，三代之时，“明报复之义以垂训，使人人知杀人之亲交者必死，杀己之亲交者必报”，但是自秦汉以来，“此义不明，一切以法律持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义”。由此可见，丘濬是反对对复仇者一概绳之以法的，但他也担心因为复仇而又陷入冤冤相报的循环，而置国法于无用之地，因此建议朝廷立法，规定如果至亲亲属为人所杀，子孙及凡应报复之人，即赴官告诉，如果官司不予受理或拖延审理，“其报复之人奋气报杀所仇者，所在即以上闻，特敕理官鞫审。若其被杀者委有冤状，而所司不拘其人，不具其狱，即根究经由官司，坐以赃罪除名，而报仇者不与焉。”“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报杀者，官司鞫审，杀当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杀者，即坐其亲属邻保以知情故纵之罪。而其报复之人，所杀之仇果系可杀，则谳以情有可矜，坐其罪而免其死。”^[119]可见，对于复仇问题，丘濬试图在肯定复仇之义的基础上，把复仇行为纳入到正常的法律轨道，既在程序上保证复仇目的的实现，也在程序上保证真正的复仇者得到法律的宽宥。

（四）关于司法

丘濬非常重视司法官员的素养，认为司法官员为“民命所系、天讨所寓”，所以“非明义理、备道德、通经学者不可以居之。”^[120]一方面，司法官吏必须做到奉公守法，因为“刑狱之事，实关于天，典刑者惟一循天理之公，而不徇乎人欲之私，权势不能移，财利不能动”，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用刑者无愧于心，受刑者允当其罪”。另一方面，司法官吏要知法也要通经，“夫吏胥之不通经，固不可以掌律令。”丘濬批判明代将司法事务交给武夫嬖幸的作法，认为这失去了刑以弼教的本义：“后世乃至以狱事付之武夫嬖幸，则并法比之不知焉。则是设为刑狱以立威制人，非以弼教辅治也。固非圣人制刑之意，亦岂天讨有罪之公哉？”^[121]

丘濬认为，民间争讼，是祸乱的根源，“是以为治者必择牧民之官、典狱之吏，非独以清刑狱之具，亦所以遏争斗之源，而防祸乱之生也。”^[122]至于听讼，丘濬强调利用证据断案，“非有所质证稽考，未易以平断之也。”当时出现最为频繁的土地诉讼，“推原其故，皆由疆界不明，质约不真之故。”^[123]丘濬认为只要官员府严格土地图册的编造管理，使百姓占地皆有凭由，就可以平息土地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