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法律的主要形式和优化措施

明朝法律的主要形式有律、诰、条例、会典等多种，其中律是最主要的法律渊源。

（一）制定《大明律》

根据《明史·刑法志》的记载，《大明律》的制定颁行，经历四个阶段。即“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七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

吴元年冬十月，朱元璋命令左丞相李善长等修定刑律，同年十二月完成，共有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12]这部律在内容上承袭唐律，在体例上则承继了《元典章》，即按照行政六部的顺序来编排律文，奠定了《大明律》体例改革的基础。

至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冬，明太祖诏令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至洪武七年二月律成，这部《大明律》共有三十卷，共计六百零六条，“篇目一准于唐：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曰名例”。以后又陆续有所厘定。^[13]

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接受刑部建议，命翰林院同刑部官编类修订《大明律》。当时，宰相与中书省机构均已被废置，六部分掌中书省职权，所以这次修律改变了唐以来沿袭八百年的封建法典编纂体例，以名例律冠于篇首，下按六部官制，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大明律》在体例、内容等各方面遂基本定型。

图15　《大明律》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朱元璋命令刑官摘取大诰重要条目，附于律后，编成《大明律诰》。至此，历时三十年之久，《大明律》最终编纂完成。在制定《大明律》过程中，明太祖朱元璋倾注了心血，如刘惟谦等洪武七年在《进大明律表》中所说，每一篇完成以后缮书上奏，太祖都要亲笔裁定，“陛下圣虑渊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准绳。”^[14]《大明律》颁行以后，京内外决狱，均以此为依据。

（二）颁行明《大诰》

大诰作为一种文体，源自《尚书·大诰》，后者是周公东征殷遗民时对臣民的训诫。而明《大诰》则是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的产物。朱元璋鉴于百姓沿袭元代恶习，徇私废公，违法犯罪越来越多，因而“采辑官民过犯”^[15]的典型案例，自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先后制定《御制大诰》七十四条，《大诰续编》八十七条，《大诰三编》四十三条，《大诰武臣》三十二条，目的是使臣民“使知趋吉避凶之道”^[16]。

明《大诰》规定的刑罚，如族诛、凌迟、枭首、斩、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等，多为法外之刑，这是《大诰》的最大特点。《明史·刑法志》称：“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体现了《大诰》的残酷性。

《大诰》的主要内容是惩治贪赃官吏和地方豪强。《大诰》中有案情的共二百零一条，讲官吏犯法的一百五十余条，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讲豪强犯法的三十九条，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八；而讲百姓犯法的二十余条，不到总数的百分之十，且主要集中在《大诰》制定的后期。(www.xing528.com)

为了保证《大诰》的贯彻执行，朱元璋在颁行《大诰》时曾宣布：“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17]除了用这种方法强制人民了解《大诰》内容外，明太祖还命令塾师讲说《大诰》，乡民集会也要派人宣讲《大诰》。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朱元璋选择《大诰》中重要条目三十六条附于《大明律》后，称为《大明律诰》。据《明史·刑法志》记载，“自《律诰》出，而《大诰》所载诸峻令未尝轻用。”到明成祖时又下诏“法司问囚，一依《大明律》拟议，毋妄引榜文条例为深文。”^[18]《大诰》的行用与废止，说明重刑峻法仅仅是明初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权宜之策，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以后，它的终止是历史的必然。

（三）删定《问刑条例》

明初就有条例。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刑部上奏：“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19]明太祖于是下令将历年所增条例，按类附入律后。不过，明成祖时规定司法审判必须依据《大明律》，禁止随意引用“榜文条例”。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明宪宗也曾下诏：“令谳囚者一依正律，尽革所有条例。”^[20]可见在明中期以前，虽有条例颁行，但正如明太祖曾以“条例特一时权宜，定律不可改”，否定了刑部“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21]的建议，条例既无法比拟正律，也不够稳定。

但在明中叶以后，《大明律》颁行已历百年，社会政治、经济条例与明初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定律虽不能轻改，但社会变化必须通过法律体现出来，《问刑条例》的制定适应了这一需要。

孝宗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刑部尚书彭韶等因鸿胪少卿李鐩所请，删定《问刑条例》，至弘治十三年刑部尚书白昂奉旨增定《问刑条例》二百九十七条。正德年间，虽有大臣奏请编定新例，但武宗不从，命断狱仍据《大明律》及弘治十三年钦定条例。至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世宗令尚书顾应祥等删定弘治朝定例以来新增例文条款，定《问刑条例》二百四十九条，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续增九条，故嘉靖《问刑条例》共二百五十八条。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神宗命刑部尚书舒化等编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诏令及宗藩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等与刑名相关者，以律为正文，以条例为附注，编定《问刑条例》三百八十二条。到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刑部尚书刘泽深又奏请议定《问刑条例》，皇帝应允，终因时局危急，未及议行。

至于《问刑条例》与《大明律》的关系，如《明史·刑法志》所载：“其法外遗奸，列圣因时推广之而有例，例以辅律，非以破律也”，^[22]通过修定《问刑条例》，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对《大明律》作出适当的补充和修正。这样既保持了正律的稳定性，又及时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有利于法律的实施。但在司法实践中，皇权专制条件下以例破律的情况并不少见，这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

（四）编纂《大明会典》

在制定《大明会典》之前，明代已经颁行了一些单行的行政法规。明英宗时，鉴于各朝行政法规零散重复，前后不一，不便于检索使用，开始编纂具有行政法典性质的《大明会典》。至孝宗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大明会典》初步编成，但并未颁行。至武宗正德年间，经内阁重新审校，弥补疏漏，正式颁行天下，通称《正德会典》。此后又经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进行续纂（通称《嘉靖续纂会典》），神宗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进行重修（通称《万历重修会典》）。

从内容上看，会典取材于明朝官修律、令、礼、式、宪纲和诸司档案书籍，内容广博，是集历朝法令、定一代章程的行政法典。《大明会典》的体例，基本沿袭《唐六典》，是以六部官制为纲，按宗人府、六部、都察院、六科、各寺、府、监、司的次序，分述各行政机关的职掌和事例。与《唐六典》不同的是，《大明会典》是经钦命颁行、天下臣民共同遵守的法典，并非单纯的行政法规的汇编。它为清代五朝会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体现了明朝立法的重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