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的优化立法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在取得政权后，十分注意总结前朝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他的立法思想，指导了明初的立法实践。

（一）以重刑治理国家

《周礼·秋官·大司寇》所谓“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常常被古代的政治家奉为圭臬。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元败于“纵弛”，因而主张重典治国。建文帝曾说过：“《大明律》，皇祖所亲定，命朕细阅，较前代往往加重。盖刑乱国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1]

与前代相比，明朝法律加重了谋反、谋大逆等罪的处罚，扩大了株连的范围，严厉打击贼盗以及官吏贪赃枉法等罪行，这都是重典治国的体现。《明史·循吏列传》就说：“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朱元璋亲定的明《大诰》，尤其体现了重治贪官的思想。

然而，单纯依靠重刑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彻底根除犯罪。朱元璋晚年对重典治国政策的局限性是有所认识的，他曾对皇太孙说过这样的话：“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2]到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太祖临奉天门告谕群臣：“朕起兵至今四十余年，灼见情伪，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后嗣止颁《律》与《大诰》，不许用黥剌、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3]法外之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禁止。

（二）重视礼法结合(www.xing528.com)

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信条，即便如朱元璋这样喜用重典的人，也主张明刑弼教。他认为刑罚的手段不过是为了挽救时弊，要达到国家的治理还必须用教化的方法。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曾就新修订的《大明律》对太孙说，这部律书首列二刑图，次列八礼图，就是尊崇礼教，太孙于是奏请：“明刑所以弼教，凡与五伦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4]太祖遂下令修改了七十三条律文。到洪武三十年，《大明律》最终完成，朱元璋临午门告谕群臣：“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5]所谓“明礼以导民”，是指用礼来教化人民，“定律以绳顽”，是指用刑律惩治奸顽，“仿古为治”，说明礼律结合来源于传统，也是对明朝现实经验的总结。

严格地适用法律，是司法官吏的职责。但有时，依法办事却有违人情，在这种情况下，屈法伸情往往成为司法官吏的选择，强调“明礼以导民”的朱元璋也不例外。据《明史·刑法志》记载，有一位父亲因诬告被捕下狱，他的儿子直接到刑部喊冤，按照法律这是越诉，应该治罪，但太祖说：“子诉父枉，出于至情，不可罪。”还有一次，有位儿子犯法，父亲向法官行贿乞求宽免罪行，御史想把这位父亲一起查办，太祖说，“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其子，赦其父。”^[6]礼顺人情，所谓屈法伸情自然是礼法结合思想在司法实践中的产物。

（三）强调法律简洁明确

朱元璋重视法律的作用，同时强调法律应当简洁明了。早在吴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李善长拟律时，朱元璋就说，“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7]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无论拟订《大明令》，还是几次修订《大明律》，都以简当为贵，正如《明史·刑法志》所说的“大抵明律视唐简核”。

法贵简当，目的使人知晓，说明朱元璋重视法律的宣传。《大明令》完成后，朱元璋惟恐小民不能知法，命大理寺卿周桢摘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以外，凡是民间所行事务，按类编辑，解释其义，颁布到郡县，名为《律令直解》，史称：“太祖览其书而喜曰：‘吾民可以寡过矣。’”^[8]在《大诰》颁行后，朱元璋为扩大其宣传与影响，使百姓能够了解遵守，他下令乡里设置塾师教解《大诰》，当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见者达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9]到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诰》制成后，明太祖下令“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10]《大明律》要求各级官吏务必熟读、通晓律意，做到依法裁决，“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11]朱元璋对于官民知法守法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