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司法制度：宗教与世俗并存的特殊规定

建元之前，蒙古国尚未形成系统的司法制度，实践中既无固定的司法机关，也无稳定的诉讼审判程序。建元后，在民族传统习惯、宗教信仰差异和阶级矛盾的交相作用下，元代形成多元化、复杂化的司法体系。

（一）司法机关

1.中央司法机关。

（1）大宗正府。大宗正府为元初所置，内设“断事官”称为“达鲁花赤”，为中央审判机关。其职责有二：一是审理诸王、驸马、投下、蒙古人、色目人刑名词讼等；二是对汉人奸盗、诈伪、蛊毒厌魅、诱拐逃驱（奴隶）、轻重罪囚也负有审理职能。其后，其职责屡有变化，至和元年（1328年）后，宗正府只管两京师（上都与大都）的蒙古人以及集赛（管理喇嘛的事务机关）、军站、色目人与汉人相犯的词讼案件。

（2）刑部。刑部是元朝中央主要司法行政及审判机构。《元史·百官志》称，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名律令，同时职掌死刑复核、已捕罪犯的覆审、没收财产的账簿、逮捕缉拿罪犯的奖励、冤案疑难案件的审判、拟议律令等。

（3）宣政院。宣政院是全国最高的宗教管理机关与宗教审判机关，主管由西藏上层高僧出任。元时，凡各地涉及僧侣的奸盗、诈伪、人命重案虽由地方官审理，但必须上报宣政院。由此，我国历史上首次形成宗教与世俗权力共存的特殊司法制度。

（4）奥鲁。蒙古语，原称军队出征时安置老小及物资的后方为“奥鲁”。元统治者在驻蒙古军和军户的地方设奥鲁管理军户事务，兼管军民婚姻、负债、斗殴、私奸、杂犯等案件，自成体系。

由上可知，元代中央司法机构交错重叠，既有专职的，又有兼理的，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宗教机构、内宫、王府皆有司法权，从而形成元代所特有的，各机构各领其事、“不相统摄”的司法体系。这种多元的司法体系造成元代司法的混乱，使得法令废弛，官吏作奸，司法黑暗，冤案遍及全国，最终导致元代统治的崩溃。

2.地方司法机关。元代地方司法权力分散、政出多门的现象十分普遍。元代地方司法机构分为行省、路、府（州）、县各级。

（1）行省。行省为地方最高政务及司法机关，拥有司法审覆权。与之同级的有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行枢密院负责军人的司法事务；行御史台所设肃政廉访司，有权监督各路司法，断决官吏犯罪，审覆民间称冤案件。

（2）路、府（州）、县。路是一级重要的地方机构，设有总管府，“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28]达鲁花赤为最高行政长官，既负责司法审判的具体事务，又拥有审判的批准权和上报权。总管府设有推官“专治刑狱”，具体处理审判事务。军人的司法事务则由“奥鲁”官府管领，不受路及府州县的统辖。此外，路一级还有僧录司，负责僧尼词讼。如果地方军民、僧侣间发生重大案件，通常由这些机构共同审理。这样，路一级又出现多重的司法机构。府（州）、县的情况，大体与路相似。

元朝地方司法机关的审判权限是杖罪以下案件，而徒、流、死罪则要由司法监察机关复审后，再申奏刑部作最后裁断。

（二）诉讼审判制度

元朝诉讼制度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诉讼在法典上独立成篇。元以前的法律中，没有“诉讼”专篇；而从《元史·刑法志》《元典章》《事林广记·刑法类·大元通制》等的记载可以看出，“诉讼”已在元代法律中独立成篇。从内容上看，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程序法与实体法已有初步分离的趋势，诉讼制度的规定较为严格。

对于告诉，元代仍分当事人自诉与官府纠举两种方式。对自诉案件，元代仿用唐、宋之制，对诉权作出种种限制。例如，奴婢、雇工除对主人犯恶逆、侵损己身允许告诉外，其余不得控告，违者处杖刑，直至死刑；如告言私事，等于主人自首，而奴婢则要处杖刑。另外，元朝对妻告夫、子告父也严厉禁止。

元朝允许逐级上诉，但不得越诉。例外的是，如果主管官吏“受赂不法”，可径赴宪司控告，而不以越诉论处。为了标榜仁政，元代承袭前代的“直诉”制度，于中书省设立登闻鼓。父母兄弟夫妇为人所杀却无处申冤者以及虽经审理但处理不公者，都可击登闻鼓申诉。元代还有“乘舆诉”的规定，类似于唐代的“邀车驾”。

元朝的司法管辖除一般的地域管辖外，还规定因民族、职业、身份、信仰、户籍等差异而存在的多种专门管辖。如有关僧侣、军人、蒙古人等的案件，一般都由专门机关管辖。当遇到不同户籍、不同民族及僧侣之间发生刑名词讼，就会将有关户籍的直属上司请来共同审理，这就是所谓的“约会”制度。这种制度只适用于轻微的刑名词讼。

由于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民族间交往的频繁，元朝民事纠纷日渐增多。为适应这种情况，元朝民事诉讼有一些新的发展。

其一，诉讼代理的范围有所扩大。法律规定：“凡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笃废疾，法度不合加刑者，可令少壮人代诉。”^[29]另外，“诸致仕得代官，不得已与齐民讼，许其亲属家人代诉，所司毋侵挠之。”^[30]但妇人、典客不得为人代诉。若妇人寡居无依，或者有男子干碍，事须告理者，则属例外。^[31]元朝的代理制度并不限于民事诉讼，但较多地用于田宅、婚姻、继承案件。

其二，对民事诉讼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

其三，广泛地运用调解，调解的方式有司法机关调解和民间调解。民间调解即由县乡以下设置的社长负责对邻里间的民事纠纷“以理谕解”，调解的结果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一般不得再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

【注释】

[1]《辽史·刑法志》。

[2]《辽史·刑法志》。

[3]《辽史·刑法志》。

[4]《金史·世宗纪上》。

[5]《金史·刑法志》。(www.xing528.com)

[6]《金史·百官志》。

[7]参见《元朝秘史》。

[8]《元史·高智耀传》。

[9]《陵川集·卷三二·立政议》。

[10]蒙语，有道理、规矩、缘故等义，元代通译为体例。

[11]《新元史·刑法志》。

[12]《元史·世祖纪十二》。

[13]《元史·刑法志一》。

[14]吴澄：《大元通制条例纲目后序》，见《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卷一九。

[15]《草木子》。

[16]《元史·刑法志》。

[17]《通制条格·卷三·户令·婚姻礼制》。

[18]《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

[19]《通制条格·卷四·户令》。

[20]《元典章》卷十九，《户部》六。

[21]《元史·高鸣传》。

[22]《元典章》卷二，《圣政一》。

[23]《元史·兵志》。

[24]《元史·百官志七》。

[25]《草木子》。

[26]《元典章》卷六，《台纲》二。

[27]《元史·太平传》。

[28]《元史·世祖纪》。

[29]《事林广记·公理类·告状新式》。

[30]《元史·刑法志》。

[31]参见《元典章》卷五十五，《刑部》卷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