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立法指导思想的转变及特点

元朝立法指导思想缺乏系统性，但从有关典籍的记载和元朝的法制实践中，能够看到统治者从政权初建之时固守自身传统和文化、排斥汉族先进文化到逐渐把奉行汉法作为统治需要的转变过程。

（一）保存旧制

建元前，为了适应扩土拓疆的需要，成吉思汗在治理征服之地时，十分重视对不同的人使用不同律法风纪的策略，即所谓“尽收诸国，各依风俗”。此外，他还主张遵循祖宗旧制。史载，1206年，成吉思汗曾对大断事官指示，把一切领民的分配和断了的事都造青册写在上面，写在青册白纸上的（规定），直到子孙万代不得更改，更改的要治罪。^[7]这些思想既有利于对被征服民族的统治，又有利于保留蒙古族特殊的风俗习惯。(www.xing528.com)

（二）附会汉法

世祖忽必烈建元后，面对空前广阔的统治疆域和众多复杂的人口，接受汉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附会汉法”“参照唐宋之制”^[8]的法制指导思想。在“附会汉法”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统治者参照唐宋法律进行立法，形成独具特色的元代法制。儒生郝经指出，元朝法制是“以国朝之成法（即蒙古旧制），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9]值得注意的是，元朝统治者对待汉法的态度是“附会”和“参照”，而不是机械地模仿和全盘地接受。这与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建立的北魏、金等政权“一以汉法为政”的做法存在不同。事实上，元代在实行和改造汉法时，保留了许多涉及蒙古贵族统治利益的旧制度旧风俗，“附会汉法”与“祖述变通”的思想并行不悖。推行分封采邑制、设置达鲁花赤、蒙古人为正官、蓄奴制等就是“祖述变通”思想的具体体现。此外，为了保护蒙古人的特权，元代法制还具有浓厚的民族压迫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