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法律对商人行为规范与市场交易秩序的健康发展

宋朝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超越前代，不仅有开封、临安这样百万人口的大都市，还有遍及各地的“草市”“集市”。城市中，原有的坊市制度被打破，形成了较为近代化的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贸易。宋朝开始大量使用纸币，交易动辄上千万，出现一大批与官府争夺商业利益的富商巨贾。官府则运用法律的手段，限制富商巨贾的经济实力，尽可能地占取商业利润。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官府到士大夫，争相言财言利，传统“重农抑商”的思想观念开始变化。农商并重、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尽快扭转贫弱成为社会普遍的共识。宋朝廷不仅通过变法等方式调整经济政策，增加财政收入；而且对工商业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避免竭泽而渔。两宋虽与中国古代其他历史时期一样，并没有独立的经济法，但调整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的法令并不少见，尤其是以皇帝诏敕形式发布的经济法令较为详备，在宋朝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商业立法

我国自汉以降，历代封建王朝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法律上也公开歧视商人，如汉朝法令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到了宋朝，贱商的思想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商人的社会地位较前朝有所提高。商人有正式的户籍，被编入坊廓户中，工商之子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不仅如此，宋朝制定法律，保护商人的利益，体现“通商惠工”的原则，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商业税收。相关立法涉及市场管理、商品流通、商税征收等方面，主要有：

1.禁止各级官吏借采购官需物品，勒索商人。五代十国以来，法令严苛，官府盘剥、勒索商人司空见惯。宋自太祖建隆年间，便开始颁布敕令，严禁留难、勒索商人，为此形成“书市买牌”^[20]制度，官府将所要购买的物品和价格书写在牌子上，公之于市，有愿成交的商人和官府到市买处按牌交易，官府一手交钱，商人一手交货。

2.规定交易活动的中介——“牙人”必须具备的条件。为了市场交易秩序的健康发展，宋律严格管理牙人，将牙人的行为规则刻写在木牌上，发给每个牙人，并对充当牙人的条件作了严格规定，以此防止牙人与官吏、店户等相勾结，骗取商客货物。

3.禁止把守道路、口岸、关卡的官吏以履行公务为名，阻滞商旅，盘剥商人。两宋时期都有“不得辄发箧搜索”的规定，《庆元条法事类》更是禁止用法锥锥插箱笼。

4.严格按照法律对商人征税，对非法增加商税的官员严加惩处，决不姑息。宋律规定商税征收的范围和方法，“国朝之制，钱帛、什器、香药、宝货、羊豕、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驴骡、橐驼，及商人贩茶皆算”，该范围应“揭于板榜，置官宇之屋壁以遵守焉”。^[21]商税的征收机构为设在州、县、关镇上的商税务。

5.根据经济情况和当地自然灾害情况，经常给予商人临时的特定税收减免。如元丰元年（1078年），对滨州、沧州等地灾民“零贩竹木、鱼果、炭箔税不及百钱者蠲之”。宣和七年（1125年），“以岁歉之后，用物少而民艰食，在京及畿内油、炭、面、布、絮税并力胜钱并权免”。为了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靖康元年（1126年）诏：“都城物价未平，凡税物，权更蠲税一年”，南宋时“临安府物价未平，免淳熙七年税一半。光、宁以降，亦屡与放免商税，或一年，或五月，或三月”。^[22]

（二）专卖立法

专卖，又称禁榷，是官府对某些商品从生产、流通到出售过程全部垄断的制度，这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做法。列入专卖的都是生活的必需品，如盐、茶等，由官府控制和垄断，除能确保日常供给，还能给官府带来可观的利润，仅盐利一项在北宋中期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宋朝专卖法内容繁多，远超前代。宋列入专卖的物品有金、银、铜、铁、锡、铅等矿产及货币，还有盐、茶、酒、矾、香药等。宋朝的盐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垄断盐产、控制销售与禁断私盐的专门性法规。由于各地情况不同，盐的销售方法有官卖法、商销法与钞盐法，违犯盐法的构成私盐罪。宋朝对私盐罪的处罚极其严厉，以斤、两计算私盐。太祖建隆二年（961年）诏：“私炼盐者，三斤死；擅货官盐入禁法地分者，十斤死。”^[23]而南宋时，私有盐一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本城；煎炼者一两比三两。此外，朝廷对茶、酒等其他商品的专卖也有专门的管理法规。

（三）对外贸易法规

为有效地管理外贸活动，太平兴国初，朝廷在京师设置榷易院，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一级的外贸机构。地方上，北宋朝廷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温州、江阴军等八大港口设立了“市舶司”或“市舶务”，作为招徕互市、管理舶商、征收舶税、收买舶货的专门机构。市舶司设市舶使、市舶司判官，“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即负责办理一切出海贸易及外船进来之后的抽解等事。另外，监官专门负责外来船物货的抽解和收买；专库、手分、牙侩等负责对货物评定价格和保管来货。海外贸易给朝廷带来丰厚的利益，深受重视。为强化管理，宋朝颁布大量管理海外贸易、鼓励外商来华、奖励有功官员的法规，史称这些规定为“市舶条法”。其主要内容包括：(www.xing528.com)

1.无论官府还是私人进行海外贸易，都必须报请朝廷批准。太宗“端拱二年五月诏，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24]

2.海外贸易应遵守官府的有关禁令，例如出于国防需要，禁止前往某些地区。出境物品应上报清楚，不得夹带榷禁物品和制造武器的原料。

3.外商靠岸后，必须先由市舶司进行检查，征购其中的榷禁物品，对其他货物抽取十分之一的税金，然后允许其上岸交易。

4.以礼优待前来贸易的外商。两宋时，市舶司于外商到来和离开之际，设宴慰劳、送别成为常例。

5.对所有在对外贸易中的有功人员实行物质奖励或晋升官职。

6.禁止官员利用职权妨碍正常的贸易活动，如直接购买外商货物，或接受馈赠，或克扣货物。法律允许外商越级投诉，犯者计赃坐罪。

（四）财政管理法规

在中国历史上，两宋时期的财政危机非常突出，统治者始终在探索财政问题，特别是神宗以后，历朝都把增加财政收入、严格财政管理作为中心任务。因而，宋朝有关财政管理的法规多如牛毛，矛盾抵牾之处也甚多，但重心始终放在加强中央控制、监管上。

1.建立比较完善的财政管理体制。宋初中央设三司总管财计，其中户部掌财政收入，度支掌财政预算和支出，盐铁掌工商税收。三司下属的都磨勘司、专勾司等为审计机关。神宗之后三司职责归并户部，审计职权也归并刑部下属的比部。南宋时，专勾司改为审计司，此后又设审计院。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正式以“审计”命名的机构。

2.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太祖曾令各州，每年所收民租、管榷课税、度支经费，除留州用外，全送京师。^[25]太宗时则派遣“监当使臣”前往地方监督税收，以达到“利归公上而外权始削”。

3.严格中央与地方财政的预、决算会计制度，各级部门定期编定决算的账簿，如“月帐”“季帐”等。自宋真宗朝的权三司使丁谓编制《景德会计录》之后，此后几乎各代皇朝都编纂《会计录》，数量之多实属有史以来之罕见。这些《会计录》对会计簿账的编造、格式、记录、报送、审覆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