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典治贼盗，法令严惩贼盗犯罪的影响

宋初建之时，出于缓和社会矛盾、树立统治新形象的需要，宋太祖曾经采取宽政待民的政策，对一般刑事案件的处罚比较宽松，但贼盗犯罪则一律严惩不贷。《宋史·刑法志一》说：“祖宗仁政，加于天下者甚广。刑法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盖以禁奸宄而惠良民也。”宋朝贼盗罪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包括谋反、叛逆、谋杀、劫囚、造畜蛊毒、造妖书妖言、强盗、窃盗、恐吓取财等多方面的犯罪。《宋刑统》所附敕文对于这些犯罪的惩罚明显重于唐律。例如，唐律规定：“诸强盗，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徒三年，二匹加一等；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其持仗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五匹，绞；伤人者，斩。”《宋刑统》所附敕文却规定，擒获强盗，不论有赃无赃，一并集众决杀。持杖行劫，不问有赃无赃，并处死，且其同行、同情、知情者都同罪。唐律规定：“窃盗罪得财一尺杖六十，五匹徒一年，五十匹加役流。”但《宋刑统》所准用的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的敕文规定：“自今以后，捉获窃盗，赃满三匹以上者，并集众决杀。”

宋初加重刑罚的做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仁宗时，天下盗贼纵横，统治者更重其法，颁布了一系列重惩贼盗的编敕。景祐初年，仁宗亲政后不久，宣布对京城地区“持杖窃盗者”加重处罚，其后嘉祐七年（1062年）颁布《窝藏重法》。该法将京师开封府和所属诸县、相邻四州划为重法实施地，在此区域内窝藏贼盗者，一律加重处罚。这种在常法之外，针对某一地区单独制定、单独适用的法律，类似于现代的刑事特别法，在中国古代是史无前例的。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再一次明确在重法地内，“获强劫罪死者，以分所当得家产给告人，本房骨肉送千里外州军编管。”^[12]对于非“十恶”范围内的强盗罪，株连家属、没收财产，这是唐律甚至是五代法律中所没有的。然而，此后即位的神宗完全肯定了英宗的重法，又补充规定在重法地区内的“强劫贼盗”，不论罪犯本人是否当地居民，案发是在立法之前或之后，均“并用重法”，将重法的溯及力延伸到立法之前。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复立《盗贼重法》，史称：“熙宁四年，立《盗贼重法》，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资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地。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资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凡囊橐之家（即窝藏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地，籍其家资之半为赏。”^[13]与仁宗、英宗朝的“重法”相比，神宗时期修订的《盗贼重法》特点有四：一是扩大了重法地的范围。熙宁初，重法范围扩及淮南宿州、京东应天府等地。之后，神宗又数次下诏扩大重法地范围，将重法地由开封府诸县扩大到十几个州、军。至元丰时，河北东西路、京东东西路、淮南东西路、福建路等皆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二是告者给赏，以鼓励人们告发盗贼及窝藏之人。三是加强地方官员的捕盗责任。四是非重法地犯贼盗罪，亦以重法论处。至哲宗时，重法地又扩大到陕西路和永兴军，所涉范围已占全国二十四路中的十七路。《盗贼重法》在这些地区完全取代《宋刑统·贼盗律》，并增加了“重法之人”的概念和地方官吏的责任规定。“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栰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论”，^[14]甚至窝藏犯都是重法的对象，也要按重法处罚。而知县、县尉等地方官吏若捕盗不利，要“劾罪取旨”。^[15]自此，重法惩治盗贼已由个别地区发展到全国各地。(www.xing528.com)

划定重法地、重法人，以非常之刑进行惩罚的做法，不仅是加重对贼盗犯罪的处罚，还打破了正常的法律秩序，对封建社会后期的刑罚制度产生恶劣的影响。然而，刑罚威吓主义并不能彻底地铲除盗贼，反而是愈治贼盗愈多，社会愈乱。于是，北宋末年，徽宗转而实行军事镇压与抚谕招安的两手策略。南宋时期社会形势更加紧张，统治者进一步加重对贼盗的惩治，对于免死的强盗，要在额上刺“强盗”字样，以示不齿。而两犯强盗，即使从犯也论死罪，但对饥民为盗贼者从轻处罚。总之，由于各种因素造成的宋朝社会结构性矛盾，贼盗始终是宋王朝的心腹之患，终宋之世，重惩贼盗都被作为一贯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