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唐朝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曾为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等，也曾屡遭贬谪，与韩愈并称为“韩柳”。柳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107]柳宗元曾提及自己“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以“立仁义，裨教化”，[108]但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还融合了佛教及其他诸家的学说，取其所长、适于时者而用之。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指出，“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捂而不合者”，不可胜言，这些学说主张跟道家一样，都是“孔氏之异流”，但是“皆有以佐世”，因此，柳宗元主张，“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109]
柳宗元认为，“天”与“人”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也不认为天人之间存在“感应”，因此政事存亡与“天”之间“各行不相预”。他曾对刘禹锡的《天论》提出批评，指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究之矣。”[110]柳宗元明确指出，天地、元气、阴阳并不能“赏功而罚祸”，“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111]认为“雷霆雪霜者，特一气耳，非有心于物者也；圣人有心于物者也……秋冬之有霜雪也，举草木而残之，草木岂有非常之罪也哉？”[112]因此，柳宗元反对“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司法时令说”和“则天行刑”之类的学说，也批评了《礼记·月令》中按照春夏秋冬和不同月份施行政令的相关内容。[113]所以，刑罚为“人”所行之事，“天”本身并不能赏善罚恶，不必“顺时而杀”，[114]国家统治要从“人”本身以及“人之仁”寻求解决之道：“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115]这也合乎柳宗元所说的“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116]
对于何谓“圣人之道”，柳宗元认为，“凡圣人之所为经纪，为名物，无非道者”，“自天子至于庶人，咸守其经分，而无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天下的官员都是实现“道”的工具，即“官也者，道之器也”。[117]按照“圣人之道”治理国家，德礼政刑均为必需，但德礼是根本。柳宗元重视德礼的作用，认为“非德不树”，[118]“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119]“泽久而愈深，仁增而益高”。[120]“圣人”通过“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实施德教，“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121]柳宗元认为，赏罚要及时，其要在“速”：“夫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所以惩劝者也。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122]只有及时赏罚才能达到“劝教”和“惩罚”的目的。“为善者日以有劝，为不善者日以有惩，是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也。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123]所以，将“德教”和“刑罚”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国家之治。这种思想也体现在柳宗元关于当时孝子复仇案件的态度上，指出“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对于这种案件要“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实现情理法的统一，而这也是“圣人之制”的内在要求。[124](www.xing528.com)
柳宗元反对贵族世袭特权，主张任人唯贤。他对《左传》中被视为“乱之本”的“六逆”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作为儒家伦理纲常重要内容的“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确实属“乱之本”，但是“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不能视为“乱之本”，反而是“择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乱之大本”。他认为这三个方面恰是治国理政所需要的，“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夫所谓‘远间亲、新间旧’者，盖言任用之道也。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125]所以，柳宗元反对贵族世袭特权，主张“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126]通过贤才更好地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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