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土地和赋税改革

土地是传统中国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唐朝建立后在土地制度方面实行均田制，根据人口等因素来分配土地，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可分到不同数量的耕地，并以此确定向国家缴纳的部分赋税。根据所分配耕地性质的不同，可分为永业田、口分田、赐田等。在唐朝中前期，“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44]“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45]唐玄宗开元年间，各级官员、贵族可得数量不等的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46]符合条件的田地买卖须经官府批准，发给文牒。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田令》规定：“诸卖买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年终彼此除附。若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唐律疏议·户婚》专门对“占田过限”“盗耕种公私田”“在官侵夺私田”“卖口分田”等侵害土地权益的行为予以处罚，例如“在官侵夺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杖过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半。”

在赋税制度方面，唐朝先后实行租庸调制、两税法，以增加国家财政和赋税收入。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确定以人丁赋役为基础的租庸调制，武德七年（624年）在实行均田制时又对租庸调制作进一步规定：“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石，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绫、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二两，输布者，麻三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47]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遇有灾年可减免征收。根据武德年间和开元年间定令，“租”“庸”“调”之间可以折算：“若不役者收庸，每日絁绢各三尺，布三尺七寸五分。须留役者，满十五日免调，三十日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遣部曲代役者，听之。”^[48]唐朝中前期实施租庸调制征收的赋役较轻，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基层民众的赋税负担，在恢复农业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唐朝中期以后，随着均田制废弛，租庸调制也未能得到有效实施。唐德宗统治时期开始实施以土地和财产为赋役基础的“两税法”，取消租庸调制和其他杂税。“两税法”按照各户的贫富程度划分等级，征收户税，同时按照田亩数量，征收地税，在夏秋两季征收。“两税法”以财产的多寡为征税依据，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下层民众的赋役负担，但也遭到地主阶级的反对。“两税法”在实施一段时间之后被迫做出改变，改货币征收为实物征收，而各级官吏也在“两税”之外巧立名目，沉重的苛捐杂税使“两税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www.xing528.com)

唐朝除征收田赋外，还征收茶税、酒税、盐税等诸多赋税，实施茶、酒、盐等物品的国家专营，禁止民间私自贩卖，同时还设盐官、榷茶使等官吏征税。此外，唐朝在矿业、手工业、市场管理等方面也制定相应的法律，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