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对犯罪和社会秩序的有效打击及管理

唐律规定了较为系统、完整的罪名体系及相应的刑罚，有效地打击犯罪，维护君主集权统治和社会秩序。唐律规定的罪名包括危害国家统治的犯罪、侵犯财产的犯罪、侵犯人身的犯罪、官吏职务犯罪以及破坏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的犯罪等诸多方面。

（一）危害国家统治的犯罪

维护皇权及其统治是唐律的根本任务。“十恶”中的“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等均为直接侵犯皇帝与皇权统治、危害皇帝安全的重罪，对其施以严厉的刑罚，此类犯罪还有“擅发兵”“应给发兵符不给”“征讨告贼消息”“主将临阵先退”“烽候不警”“举烽燧不当”等。《唐律疏议》还规定了诸多侵犯皇帝人身安全及其尊严和权威的罪名，例如“阑入宫殿”“冒名宿卫”“登高临宫中”“行御道”“御在所误拔刀”“冲突仪仗”等，还有“盗御宝”“伪造御宝”等罪名。诏令、制书是皇帝权威和权力的体现，也关乎国家统治和行政制度，对于诏令、制书的写作、发布、执行过程中的失误或不规范行为，唐律也规定了相应的罪名，例如“稽缓制书”“被制书施行有违”“写制书误”“受制出使辄干他事”“盗制书”“诈为制书”“制书误辄改定”等。

（二）侵犯财产的犯罪

保护官私财产是唐律规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唐律疏议·贼盗》“公取窃取皆为盗”条规定：“诸盗，公取、窃取皆为盗。”其中，公取“谓行盗之人，公然而取”；窃取“谓方便私窃其财”。《唐律疏议·贼盗》“窃盗”条解释：“窃盗人财，谓潜形隐面而取。”根据规定，窃盗财产，即使未得财，也要笞五十；窃得财物“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唐律依据窃盗的主体和客体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罪名，如“监临主守自盗”“盗所监临财物”“亲属相盗”以及“盗大祀神御物”“盗御宝”“盗官文书印”“盗禁兵器”“盗园陵内草木”“盗毁天尊佛像”“盗缌麻小功财物”等。此外，唐律还将一些与侵犯财产相关的犯罪“以窃盗罪论处”或“准窃盗罪论处”，如“恐喝取人财物者，准盗论加一等”。

为维护社会秩序，唐律专门规定“强盗”罪并对其施以严厉的刑罚。唐律对“强盗”的解释是：“以威若力而取其财，先强后盗，先盗后强等。若与人药酒及食，使狂乱取财，亦是”，并且特别指出“假有以威胁人，不加凶力，或有直用凶力，不作威胁，而劫掠取财者”亦为“强盗”。若强盗而未得财物者，徒二年；得财物满一尺者，徒三年；每二匹加一等，“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其持杖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五匹，绞，伤人者斩”。唐律对于强盗罪的严厉处罚还表现在，对于强盗罪，不分首犯、从犯，一律从重处罚。^[41]

（三）侵犯人身的犯罪

侵犯人身的犯罪主要包括“杀人”罪和“伤害”罪两大类。根据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况等因素，唐律将“杀人”分为六类：谋杀、故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即所谓“六杀”。①谋杀，“谓二人以上；若事已彰露，欲杀不虚，虽独一人，亦同二人谋法，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谋杀人一般为二人以上实施，以“谋”作为重要的判断标准。②故杀，即故意杀人，行为人主观上有杀人的故意，《唐律疏议·斗讼》“斗故杀人”条解释：“斗而用刃，即有害心；及非因斗争，无事而杀，是名故杀……本虽是斗，乃用兵刃杀人者，与故杀同，亦得斩罪。”③斗杀，即在斗殴的过程中杀死他人，行为人原本并无杀人的主观意愿，即“元无杀心，因相斗殴而杀人”。“斗殴杀人者，绞。”④误杀，指因斗殴过程中错杀他人，包括斗殴误杀伤傍人、斗殴误致傍人死亡及误杀助己者等。如甲乙相斗，甲以器械欲击乙，但却误击中丙，致丙死亡。误杀人者，减斗杀一等处罚，流三千里。⑤戏杀，“谓以力共戏，至死和同者”，所以戏杀人者主观上没有杀人的故意，并且杀人者与被杀者在“戏”的过程中始终“和同”，但在客观上造成一方死亡的结果。《唐律疏议》规定，戏杀中的“和同”并不包括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的“和同”，这些人“虽和，并不得为戏，各从斗杀伤法”。戏杀人者，减斗杀二等处罚。⑥对于“过失”，《唐律疏议》解释为“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至杀伤之属”，皆为过失。过失杀人者，可以铜赎罪。

伤害罪可分为故意伤害、过失伤害、共同伤害、持械伤害等。关于“伤”，《唐律疏议·斗讼》规定：“见血为伤。非手足者，其余皆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诸斗殴人者，笞四十；伤及以他物殴人者，杖六十。”对于伤情更为严重的“折伤”，唐律也加以认定并且施以更重的处罚：“诸斗殴人，折齿，毁缺耳鼻，眇一目及折手足指，若破骨及汤火伤人者，徒一年；折二齿、二指以上及髡髮者，徒一年半。”若行为人在实施伤害行为时手持兵器或其他器物等，均加重处罚。

基于伦理纲常，唐律根据当事人的身份、地位等确定不同的加重或减轻处罚的原则。一般情形下，尊长等杀伤卑幼、贱者，减轻处罚；反之，卑幼、贱者杀伤尊长等，则加重处罚。

唐律规定了“保辜”制度，为伤害行为的刑事责任认定提供依据，同时也促使行为人积极救助受害者。在伤害行为发生后，由于被害人的伤情未定，难以确定被害人是否会因伤势而导致死亡，因此，《唐律疏议·斗讼》“保辜”条规定：“凡是殴人，皆立辜限。”在伤害行为发生后，若殴伤人未至死，则确定一定的期限，以期满时被害人的死伤状况作为对伤害人定罪量刑的依据。在规定的期限内，伤害人可采取积极措施救助被害人，以减轻自己的罪责，所谓“保人之伤，正所以保己之罪也”。若被害人在保辜期限内死亡，“不限尊卑、良贱及罪轻重，各从本条杀罪科断”，即按照杀人罪论处；若被害人在保辜期限外死亡，或虽在辜限内死亡，但因其他原因而死亡的，则以伤害罪论处。《唐律疏议》根据殴伤的不同方式及伤害的不同情形规定了不同的保辜期限：“诸保辜者，以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殴伤人者三十日，折跌支体及破骨限者五十日。”可见，保辜期限越长，伤害者的责任越重。(www.xing528.com)

（四）官吏职务犯罪

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管理皆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唐朝统治者不仅给予各级官吏较多的特权，同时也要求各级官吏清正廉明，忠于职守，勤勉履职。《唐律疏议》分门别类地规定诸多不同罪名，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管理和处罚。从刺史县令私自出界到“曹司点检”时无故不到岗，从公文书处理失误到“受财枉法”，涉及各级官吏从衣食住行到为官理政的各个方面。例如，《唐律疏议·职制》规定，州县长官“不因公事，私自出境者，杖一百”；“若点不到者，一点笞十”，“若全不来，上计日以无故不上科之”。

唐律以严刑惩治贪官污吏，规定了“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事后受财”“受所监临财物”“坐赃”等罪。《唐律疏议·职制》“受财枉法”条规定：“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若“虽受有事人财，判断不为曲法”，即“受财不枉法”，则受财“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受所监临财物”即“监临之官，不因公事而受监临内财物”，“计赃一尺以上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坐赃”是指“非监临主司，而因事受财”，“诸坐赃致罪者，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与者，减五等。”^[42]受人之财和与人之财都要受到处罚。

此外，各级监临官不得娶当地妇人为妻为妾，不得“受猪羊供馈”，不得随意役使民人、马牛等，更不得“因官挟势乞索”。

（五）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

唐律从不同方面规定了诸多不同的罪名，对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予以惩罚，以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安定的社会生活。《唐律疏议》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规定涉及社会治安、集市贸易、私铸钱币、车船行使、稼穑耕种、仓库管理以及侵占街巷阡陌等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诸多方面。例如，《唐律疏议·杂律》专设“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在市人众中惊动扰乱”等条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规定在市内及众聚之处，“诳言有猛兽之类，令扰乱者，杖八十”，“因其扰乱而杀伤人者，减故杀伤一等，惊人致死，减一等流三千里”。此外，《唐律疏议·杂律》“向城官私宅射”条规定，向城内及官私住宅射弹及投瓦石者，笞四十，因此而杀伤人者，“各减斗殴杀伤一等”处罚。

（六）破坏家庭秩序的犯罪

家庭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也集中体现出宗法伦常秩序。因此，唐律注重维护家庭秩序及伦理纲常秩序，不仅规范家庭伦常秩序，还专门规定一些罪名对违反家庭伦常秩序的行为予以严惩。如前所述，“十恶”中的恶逆、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就直接关涉家庭伦常秩序。

我国古代家庭秩序的核心是父权和夫权，父亲和丈夫在家庭中拥有的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唐律注重维护父权和夫权及其权威，要求子孙服从和善事祖父母、父母，严惩“不孝”的犯罪行为。《唐律疏议》解释道：“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同时以《礼记》的记载“乐其心，不违其志，以其饮食而忠养之”来说明“孝子之养亲”的意涵。^[43]所以，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阙、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居父母丧嫁娶等都要受到严惩。此外，《唐律疏议·户婚》专门规定“卑幼自娶妻”条，若子孙未经祖父母、父母等尊长同意而擅自娶妻的，杖一百。

唐律严惩家庭及五服内亲属之间的奸淫、乱伦等行为。“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合者”就属于“十恶”之一的“内乱”。《唐律疏议·杂律》专门设“奸缌麻以上亲及妻”“奸从祖祖母姑”“奸父祖妾”等条，规定“奸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徒三年；强者，流二千里；折伤者，绞”，“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孙之妇、兄弟之女者，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