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形式的变化及其重要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发达推动了这一时期律令体系的发展，改变了秦汉以来法律形式繁杂、彼此之间难以区别的情况，为隋唐时期古代律令体系发展的高峰准备了条件。

（一）律的发展与令的变化

汉时律令无严格区分，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33]，“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34]。令在汉朝实际上是律的补充形式。汉时律令的繁多庞杂造成了法制上的混乱。曹魏政权建立后对此进行改革。魏明帝下诏改定刑制，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制定魏法，最后形成《新律》18篇，《州郡令》45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180篇。曹魏政权在立法上的贡献之一就是初步使律与令分开，将各个单行的律与令统一起来并将其法典化。但真正使律令功能分开、各司其职的是晋朝。早在曹魏末年掌握实权的晋王司马昭有感于前代律令本注繁杂，令贾充等定法律。经数年努力终于在晋泰始三年（公元267年）修成《晋律》。《晋律》在曹魏律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开始明确区分律与令的功能，把相当部分原属于律的内容纳入令的范围，不再入律。

这一时期，令和律一样，仍为法律主要形式，但其内涵已开始有别于秦汉时代。参与《晋律》制定的杜预首次从学理上对律与令的功能进行区分：“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35]律主要是固定性的刑事法律规范，令主要是暂时性的国家制度方面的规定，违令有罪者，依律定罪处刑。

（二）以格代科与式的出现

1.汉魏科比。曹魏立国之初，以汉为宗，不便更替汉制，新设立颁行的法令也没有以律或者令为名称，而是以“科”代之。法律上科的统治局面自汉末一直沿续到魏明帝制定《新律》，将科按性质分列为律、令才告结束。科本来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带有变通的特性，在把其中有关刑罚部分抽出厘为律，其他则按类归纳为令之后，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魏科作为一种变通的法律形式存在时间不长，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三国时期，“科”是主要的法律形式，其中，尤以曹魏为盛。曹魏成为三国中最强的一支，科的作用不容否认。科的制定本身也是对汉律进行重大改革的关键一步，亦直接为魏晋修订正式法典开辟了道路。此外，魏科对当时的蜀、吴两地也有影响。换言之，魏科是传统法制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重要一环。

2.麟趾格。北魏以格代科。北魏初，科作为副法仍在行用。^[36]后世以格代科，从其表面形式上推测有两个原因：一是格、科读音相近^[37]，二者一清一浊，古音可以相通。二是格，科字意相近。《说文解字》中广韵曰：“程也，条也”，格亦有“条文”之意。《魏书·高宗纪》载：“（和平四年）十二月辛丑，诏曰：……有司可为之条格……著之于令”。此处言条格即条款之意。由于格、科相近，晋时即有混用^[38]。当然，科、格读音字意相近，只是以格代科的表面原因，更为主要的原因或许是北朝统治者未像南朝一样直接承袭汉制。其对汉文化需要有一个接受、融合的过程。其间，即仿效汉制，又更新汉制，格或许便是这一过程的产物。

这一时期格的发展变化大致为三个阶段：

北魏中期前为第一阶段。此阶段格刚从科演变而来，在内容上与汉晋之科无大区别，作为补律令的副法行用。(www.xing528.com)

北魏后期至北齐初，是格演变的第二阶段。为应付动乱局面和阶级、民族、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日趋激化的矛盾，魏孝武帝太昌元年（公元532年）诏；“前主为律，后主为令，历世永久，实用滋章”。“令执事之官，四品以上集于都省，取诸条格，议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当局停记，新定之格勿与旧制相连，务在约通，无致冗滞”^[39]。从此，格取代律文成其主要法律形式^[40]。时隔不久，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与南梁三分天下，彼此吞并无暇顾及律令编纂。施法一直沿用北魏末期的格。东魏十七年历史中（公元534-550年）无修定律令记载，至兴和三年（公元541年）十月，颁定了著名的《麟趾格》。此后北齐文宣帝在位时（公元550-559年）“议造齐律，积年不成”^[41]，又重新刊定《麟趾格》，作为正刑定罪的规范，这一阶段，格成为当时的“通制”。

此时的格已有别于第一阶段。首先，此时修订律令的立法活动已停或不了了之，律已成虚设之文，格则作为主法而常有检修更定。《洛阳伽兰记·景明寺》卷三中记：“法吏疑狱，簿领成山，仍敕（邢）子才与散骑常侍温子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决疑，州郡用之治本。”《北史·封述传》中也载：“天平中，……增损旧事，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条皆述所删定”。

其次，这一时期的格以尚书省诸曹名为篇目，开创了新的体例^[42]。由于形势的特殊需要，格已由补律令的副法上升为代律令行事的主法，由“疑事”判例的编修变为正刑定罪的条文。

北齐中后期为第三个阶段。此时政局相对稳定，格虽为“通制”，但在人的传统观念中终非长久之计，律令才是人们所期待建立的正流制度。北齐初期司徒功曹张老就上书，反对废律用格，他指出：“大齐受命已来，律令未改，非所以创制垂法，革人视听”^[43]。经张老的反对，北齐皇帝高洋才命令群官议造齐律，但经多年努力仍未完成，故《麟趾格》一直被用作正罪定刑的主要法典。至武帝即位，河清三年成《齐律》，以格代律局面才告衰止，格复退回副法地位。在律无正条的情况下暂作定刑依据。《隋书·刑法志》记：“后平秦王高归彦谋反，须有约罪，律无正条，于是遂有《别条权格》，与律并行”。此处的权格与第一阶段的别格类似均为补律令的副法（临时制定性的律外条目）。^[44]

就以后格与律令关系来说，隋代延续了北齐后期重律轻格的发展趋势。时人以为格令章程“颇伤烦碎”“非简久之法”^[45]。隋唐后虽形成律令格式并行，但格的地位与作用远远不能与律令相比了。

3.大统式。式，最早见于秦，有《秦简·封诊式》，多属行政性法规。汉初有品式章程，西魏文帝时编定《大统式》，成为隋唐以后，律令格式四种基本法律形式之一“式”的先声。

此外，这一时期仍沿用汉以来用“比”和经义断案的传统。

综上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形式有较大变化。特别是律令有别，以格代科，成为隋唐以降律令格式并行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