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结构与内容的演变与优化

（一）法典结构的变化

这一时期律仍是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的主要形式。其变化较大的是律典的篇章体例和逻辑结构。

1.魏《新律》对汉旧律的改革。其中主要有如下几项：

一是增加篇目。将刑事条款尽入于律，作为正典，所谓“律以正罪名”^[15]。

针对汉律“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篇章间“错糅无常”的庞杂状况加以损益调整。如汉《九章律》的《盗》律中有劫略、恐吓等项，皆非盗事，魏律遂增《劫略律》一篇；汉《贼》律有欺谩、矫制、诈伪等项，《囚》律有诈伪生死，《令丙》有诈自复免，事类众多，所以魏律增《诈伪律》一篇^[16]。这样虽较《九章律》多了9篇^[17]，但比之东汉末年的除汉律60篇外，令300余篇，法比900余卷，章句^[18]700余万言的状况，仍可说是“文约而例通”了。基本解决了汉末“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19]的缺陷。

二是体例上的调整。以往认为汉《九章律》中《具》律在第六篇，《具》律类似现代刑法总则，放在中间很不恰当，故魏《新律》将其改称《刑名》列于律首。这一改动为以后的晋律、北齐律所肯定。晋律在《刑名》后又增《法例》一篇，北齐律则将二者合为《名例》一篇，此后相沿未改，直至于清。此外是对新增篇目与“故五篇”的统一调整，其中的《告劾》、《捕》、《系讯》、《断狱》四篇的先后排列顺序，正与当时的司法程序相吻合，体现立法技术的进步。魏《新律》成为三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并成为晋律的直接渊源。

2.晋律（又称《泰始律》）设置更有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严格区别律令界限，这是较魏律的重大进步。

二是篇章体例合理，分魏律《刑名》为《刑名》、《法例》两篇。所谓“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名例齐其制”^[20]。并因关津交往频繁，贸易活动发展，救火防火，分封侯王、郡国并行而增设《关市律》、《水火律》和《诸侯律》。《晋律》在魏律基础上共分二十篇，计：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赇、告劾、捕律、系讯、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诸侯。晋律令将多达七百余万字的汉末律令，精简到约十二万六千字，称得上是“蠲其苛秽，存其清约”。

晋律对魏律的改进，特别是张斐、杜预二人对律文的注释，促进了传统法制和律学的发展。

3.南北朝时期律的发展变化。南北对峙后的东晋和宋、齐、梁三代均承用晋律，其间有《永明律》和篇目同于《晋律》的《梁律》，都无创见。《陈律》不过是《梁律》的翻版，故仍无出《晋律》之右。

继晋律之后有所进取的是北朝《北魏律》和《北齐律》。

《北魏律》共二十篇，篇目可考者有：刑名、法例、宫卫、违制、户律、厩牧、擅兴、贼律、盗律、斗律、系讯、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十五篇。其中《捕亡律》似是《晋律》中《捕律》与《毁亡律》的合并，并从《晋律》的《系讯律》中分出《斗律》。

《北齐律》进一步改革体例，省并篇目确定十二篇^[21]。将《刑名》《法例》合为一篇，称《名例》，冠于律首，增强了法典结构上的科学性。改《宫卫》为《禁卫律》，将原来宫廷警卫扩及到关禁。增加《违制律》，完善吏制的法律规定。其他篇章也多有损益。史称“法令明审，科条简要”^[22]。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律学成果，先后为封建法典所吸收，因此这一时期的律典结构体例发生了很大变化，篇目篇幅趋于合理，律典体例结构也更加科学。曹魏编定的《新律》共18篇，与汉律“九章之律”加上《傍章》等律之后的汉律60篇相比，大大减少。晋《泰始律》共20章，620条，并正式将律与令分开，使其既分工又协调，整个律令体系得到大幅精简。《北齐律》在晋律基础上再次进行大的调整，整个律典共12篇，较晋律更为精简。

在律典体例结构方面，形成了总则在前、分则在后的体例，为隋唐律《名例》总则在前，《卫禁》、《职制》等实体法居中，《捕亡》、《断狱》等诉讼程序法律在后的传统律典12篇的经典体例打下基础。中国传统律典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探索，在篇目和体例方面对后世的唐、宋、元、明、清诸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法典内容的变化(www.xing528.com)

1.“重罪十条”的由来及其内容和影响。为加强镇压危害皇权专制统治和违反伦理纲常的行为，“重罪十条”始于北齐正式入律。此“重罪十条”即后世法典中之“十恶”。即将直接危害朝廷根本利益的最严重的十种犯罪置于律首。这十条是：“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23]。

北魏律严惩不孝罪。北齐则将此罪列入“重罪十条”，虽属八议，亦不减免。南北朝时，进一步罗列罪名，《北魏律》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且将“害其亲者”视为大逆之重，处轘刑；将“为蛊毒者”视为不道，“男女皆斩，而焚其家”^[24]。

隋唐律在《北齐律》规定的“重罪十条”基础上发展为“十恶”定制，并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承袭。

2.服制定罪与留养制度。依服制定罪是《晋律》首创，目的在“峻礼教之防”。它是指亲属间的犯罪，据五等丧服所规定的亲等来定罪量刑，即“准五服以制罪”。“五服”制度是指按照中国古代礼制，与死者亲疏关系不同的亲属的丧服在材质、式样方面有所不同，后逐渐以丧服来指代不同的亲等关系。以丧服为标志，规定亲属之间的关系由近及远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服制定罪的基本原则是：凡尊长杀伤卑幼，服制愈重，处刑愈轻，卑幼杀伤尊长，服制愈重，处刑愈重；亲属相盗的，服制愈重，处刑愈轻，服制愈轻，处刑愈重。

留养，亦称“存留养亲”，指犯人直系尊亲属年老应侍而家无成丁，死罪非十恶，允许上请，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缓期，将人犯留下以照料老人，老人去世后再实际执行。《北魏律·名例》规定：“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25]。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家族化、伦理化的具体体现。这一内容亦为后代法律承袭。

3.五刑制度的形成。

（1）五刑体系的形成。魏《新律》将法定刑分为死、髡、完、作、赎、罚金、杂抵罪^[26]等数种，并减轻某些刑罚，如废除投书弃市，限制从坐范围，禁诬告和私自复仇等。

晋律定刑为五种，计：死、髡、赎、杂抵罪和罚金，死刑有三，分别是枭首、腰斩、弃市；髡刑有四，分别是髡钳五岁刑，笞二百和四、三、二岁刑；赎刑有五（适用于非恶意的犯罪），分别是赎死缴金二斤，赎五、四、三、二岁刑则依次缴金一斤十二两、一斤八两、一斤四两和一斤；杂抵罪和罚金也各有五等。

《北魏律》定刑为六，计：死、流、宫、徒、鞭、杖。《北齐律》承其后，最终确立死、流、徒、鞭、杖五刑，为隋唐以后死、流、徒、杖、笞的刑罚体系奠定了基础。

综括这一时期历代刑罚变革，总的趋势是逐渐宽缓。

（2）免除宫刑。自汉文帝改革刑罚以来，宫刑兴废无常。北魏、东魏时期仍有施用宫刑记载。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27]。北齐后主天流五年（公元569年）亦诏令：“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28]。从此宫刑不复作为一种法定刑。

（3）缘坐范围的变化。缘坐指一人犯罪而株连亲属，使之连带受刑的制度，又称“从坐”、“随坐”。秦汉以来有此类规定。尤其妇女因父亲犯族刑，要从坐受戮；而夫家犯族刑亦须“随姓之戮”，使妇女“一人之身，内外受辟”。直至曹魏高贵乡公时才有改革。《新律》颁布后，又据程咸上议，修改律令，规定：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已嫁之妇，从夫家之罚^[29]，开缘坐不及出嫁女之先例。后世多循此制。《新律》对缘坐范围也有缩小，律定：“大逆无道，腰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

以后的《梁律》进一步缩小范围，规定：谋反、降叛、大逆等罪虽缘坐妇人，但“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创从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梁武帝大同元年（公元546年）诏：“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但《陈律》又“复父母缘坐之刑”。^[30]

《北魏律》缘坐范围广泛，至孝文帝时有缩小。延兴四年（公元475年）诏：“自非大逆干纪者，皆止其身”^[31]。然而法律上尽管有缩小的规定，而司法实践中却往往有扩大的趋势。

（4）定流刑为减死之刑。秦汉以降的死罪减等之刑——徙（迁）刑至此时期已改为流。《隋书·刑法志》载，梁武帝天监三年（公元504年）建康女子任提犯拐骗人口罪，子景慈证明其母确有此行。后景慈以“陷亲于极刑”之罪名流放交州（今广东江河三角洲一带）。“至是复有流徙之罪”。北魏、北齐均据“降死从流”的原则，将流刑列为法定刑，作为死与徒的中间刑，从而填补了自汉文帝改革刑罚以来死、徒二刑间的空白，为隋唐时期刑罚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北周律又分流刑为五等，计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千五百里、四千里、四千五百里。隋唐因之。如沈家本言：“开皇元年定律，流为五刑之一，实因于魏周，自唐以下，历代相沿莫之改也。”^[32]